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十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 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1931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二十圆,高兴得不得了。” 1932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他又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20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爱好文学,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之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1999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 3。 王尧山 1926年,16岁的王尧山(生于1910年7月10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1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圆。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 王尧山在六十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1999年11月8日第23版) 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为数较大的党费。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费全部拿出来缴党费,甚至有人把一本书的大部分稿费缴了党费。”(引自《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90页) 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 30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10圆,每月个人生活费也需要10圆左右。 王尧山25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中###团成员、组织部长。[陈注:据冯雪峰回忆说,“1934年1935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1936年3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从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10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1936年底,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12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 1916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36银圆,后来增加到40多银圆。1919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1920年12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 1922年9月,田汉留学日本6年后,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100银圆;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200多银圆。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慈)厚北里409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30银圆。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田汉的家还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20—30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200银圆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 1924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8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1925年又办《南国特刊》。1926年4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300银圆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 1927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400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20银圆,共得8000多银圆。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400多银圆,拖欠了三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1银圆,总共收入1250银圆,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50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5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 1928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300银圆,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6角—1银圆,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 从1931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四部电影剧本;1933年7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200银圆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三部影片,写作了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成为著名的电影插曲。 1935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40万字,共得稿酬1200银圆,以维持生活。 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轮大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12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 1936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1圆(合今人民币30元)、6角(合今人民币18元)、3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5000元),座位大约1000个。《复活》公演12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1000元)。[陈注:关于1936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3页),这是错误的。40年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40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 想看书来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元。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引自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愿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引自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引自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夏衍的经济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1914年他14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2银圆的工资。1916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5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5年制),1920年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200银圆(当时汇率中国1银圆=1。2日圆),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三等舱、火车三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 20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60银圆,折合75日圆左右。日本的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5钱(合中国4分银圆),一份牛肉盖浇饭10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日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三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80—100银圆。1920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1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1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 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1928—1934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2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2000字,每月译稿费120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 1929—1930年间上海艺术剧社创立,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200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40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20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20—30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1929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两毛小洋”即“双毫”的银角子,仅合大洋1角7分。(陈注:6个“双毫”才合1银圆“大洋”。详见本书附录。) 1932年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夏衍从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二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二百五十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 1932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50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30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200圆,合今人民币7000元以上。 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发刊,由国共两党各出资5000圆作为开办经费。1937年12月中,夏衍结算了100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60圆(当时大米7圆一担160斤),这可不是小数。 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1902年11月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1928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1933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1923年春,21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5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30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250圆作为川资和学费,9月抵达北京。 1924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八一”起义。 1928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工作。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100—200圆。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6)
1928年以华汉为笔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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