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圆,占五分之二。 1902年商务出版的书籍仅为15种27册,到1914年增加到293种634册,在13年间增加了大约20倍。 1902年1月4日(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主编是张元济。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好多文章是由日本人写的。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2)
商务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渊源长久。1903年,商务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共出三年72期,该刊成为晚清的四大文学刊物之一。也是从1903年起,商务开始出版“说部丛书”,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名噪一时。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成为新文###动刊物之后,续出《小说世界》,将原《小说月报》的通俗文学作家继续网罗在商务的招牌下。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这些文学书刊,繁荣文学市场,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反过来,文学市场也给了商务印书馆巨大的名声和经济利益的回报。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的版税为40%,是最高的。 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译费,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取版税制。 1912年丁文江编著的《动物学》一书,酬金为400圆,秦蘅茫编的《代数》、《几何》,稿酬共700圆,景阳编的《三角》,稿酬400圆。 1913年1月,郁少华修订《英华新字典》,连校对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圆,分五期支付,先付150圆,然后每次校对交字付150圆,再三次排校毕付清。 1916年3月,范云麓编《春季单级国文》十二册教科书,并编《学生自习字典》一本,酬金合2400圆。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期第1号首版第一篇,发表了署名“周倬”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文中有十来处圈点,文末加了评语:“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机灵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短汀,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焦木即编者恽铁樵,“周倬”是谁呢?当时社会上谁都不知道。 整整21年以后,鲁迅本人才在通信中表明,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34年5月6日,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写道: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了《小说林》(?)上……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评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时过境迁,这么长久,鲁迅难免对细节记不清楚的,因为当时并不是他经手把稿件投到《小说月报》去的。鲁迅逝世以后,周作人对这件事作了具体的说明:鲁迅“辛亥(按即1911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前夜的事情,颇富于讽刺的色彩”,“未有题名……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引自知堂《关于鲁迅》一文) 这篇经周作人加了“题目与署名”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在1912年12月6日寄《小说月报》,12日就收到复信,28日收到稿费5块银圆,并于1913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登载。 商务印书馆付给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民国初立,北洋政府便通过法令,发还梁启超、康有为被查抄的家产。之后,梁启超以共和党党首身份加入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和制币署署长。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8日梁启超致函张元济说,他遵照约定将他关于佛学的稿件寄上,请按信上的要求在《东方杂志》刊登。信又说:一、 《历史研究法》请即照梦兄(陈注:指高梦旦)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陈注:三节指端午、中秋、春节) 二、 《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定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一次由律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圆,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陈注:菊兄指张元济,君劢指张君劢)张元济回信说,他将遵照梁启超的要求,将文章“先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同时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二十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5页)。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3)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由商务印刷、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由华法教育会人员修订商务教科书,代北大订购外文书籍,以及请北大教授兼为商务采集标本等等。 通过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与声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一) 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 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 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 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 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 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年增加1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50元)。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增加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1916年9月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世纪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八十圆(当时米一石只得五圆)。满一年之年终,当局给予书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一百圆’;再过一年加为一百二十圆。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十九条要求。自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资十圆的工人,加三圆;原工资十至二十圆者,加百分之二十;原工资二十至三十圆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资三十至五十圆者,加百分之十;学徒练习生满一年加一圆,满二年加二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遍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二圆七角五分,或加七圆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圆五角等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00人。 20世纪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产生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1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1923年2月20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层)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1924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的究竟。 《晨报副刊》1924年8月28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9月2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大。 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们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56页): 姓名职务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 鲍仲言总经理8000圆9000圆7000圆6750圆 高翰卿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张元济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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