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吊着手臂到处晃悠,时间一天天过去,逐渐习惯了单手生活。有一天我叔叔打电话给我:“路小路,钱还没给我,说好了你送过来的。”如果是别人的钱,我早就花掉了,他的钱我不敢花,他会脱光裤子跑到我家门口来要债的。我揣了那两千块去找他。
自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叔叔独占两间大屋子,早衰,破产,单方面宣布退休,过着逍遥等死的日子。他仍沿袭着八十年代末城市个体户的风气,穿着一件花色条纹的睡衣,横在躺椅上,一脸满足地向着天上看。我也抬头,看到院子上方的树叶和白云,揶揄道:“叔叔,上次你让我去铲煤,你现在这么闲,为什么自己不去铲煤?”我叔叔端着茶壶往嘴里滋了一口,说:“我已经功成名就了,不需要再奋斗。你不一样,铲铲煤对你有好处。”
“你店都被人没收了。”我说。
“我已经把该挣的钱都挣了,银行存款还有十多万,我有权躺着。”我叔叔说,“至于你说的那个录像铺子,我告诉你,VCD时代来临了,以后不会再有人租录像带了。我把录像铺子给了那个女人,现在她天天亏钱,愁都愁死了,可是她又不舍得把那一屋子的录像带烧掉再花钱去进VCD片子,她没这个经济智商,她只会掰开大腿玩仙人跳。”
“听你的意思,打算出租VCD了?”
“不出租。VCD片子很贵,现在是利润最高的时候。我打算卖碟片。”
我摇摇头没当一回事。我叔叔说的当然没错,他很有生意头脑,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他曾经预测过各种各样的经济走向,倒粮票,贩香烟,贩服装,倒卖化工原料,买原始股,开校办工厂,组织拆迁队,甚至贩枪贩毒。在他的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机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他就对着家里各色国营企业上班的亲戚们说这些,亲戚都吓坏了,坐等他发财。然而他也没有抓住太多的机会——他从两个方向证明了,世界多姿多彩,世界变化太快。
在叔叔家里我发现了大量的VCD碟片,可是没有机器,不知道他怎么看片子。我叔叔说:“有你这两千块,我就可以去买机器了。”我心想,所谓银行里的十多万估计又是个屁,他惯会骗人,其实早就破产了。
我还记得自己念技校那几年,我叔叔开录像铺子,那个年代家里有录像机的人多数有钱、潮流,他们不满足于有线电视里的故事片,也不屑于在脏兮兮的录像厅里过瘾,必须在家里搞一个点播系统,尽管那些带子质量糟糕(很多是翻录的),但这足以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拥有一个神秘而自足的世界,我叔叔就是这个世界里的魔术师。在那几年里,他深受人们敬重,手上的香港片和好莱坞动作片总是令人惊叹不已,在阳光无法照到的黑暗处,他还免费出借一些色情片,赢得了超越魔术师的地位,近乎魔法师,可以说是最牛逼的亡灵魔法师,他让人欲仙欲死。我曾经借到过两盒,不敢在他家看(我奶奶还活着),只能带到同学家里,七八个人凑在一起开眼界。在那部颗粒粗大、经过无数次翻录而褪色的作品里,尚是少女的饭岛爱小姐用她的肉体影像把一众少年打磨得晶莹润滑。我记得这些,因为当时太想知道女人是什么样,以致于到达了终生难忘的境地。颗粒粗大的褪色饭岛爱啊。(她死后,我觉得她变成了颗粒粗大的星空,变成赤裸的星云。)然而录像带时代忽然消失了,就像经济危机忽然来了,更清晰的VCD席卷世界,这一次中国赶上了全球步伐,后面再也没有脱班,甚至比美国人看的片子更多,因为这儿全是盗版,便宜,买得起。我后来认识一个学电影的姐姐,年轻时攒了一千多盒录像带,后来全废了,改攒VCD,再后来又全废了,变DVD,变蓝光,直到网络下载时代来临,她才消停。后来她去了德国,德国人看见她一个中国人打开电脑,立刻警告说,不要非法下载东西,在我们德国这么干会坐牢。于是她又回到了传统的电影院里。这很像我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必须把过去的事物和思想全部地、完整地、里外里地报废掉,才能获得一点现实感。
有一天老杨把我叫到小苏家里,看到一套新买的音响器材,带VCD功能的。机器是老杨花钱买的,自从做了农药销售员,老杨就挣到了钱。我问他:“为什么不放在自己家里?”老杨说别提了,买VCD那天恰好被楼上万师母家的女儿看见了,连着三天往他卧室里钻,抱了一堆碟片,全是港台言情片。这姑娘中专快毕业了,没找到工作,也没男朋友,有大把的时间和心情。老杨只能让她在卧室里看片子,自己也瞄几眼,觉得甚是无趣,其中有一部王家卫导演的《堕落天使》,也很无趣,忽然看到李嘉欣自慰那段,发出怨恨的呻吟,两个人全都惊呆。(老杨说,这姑娘准保也手淫的,否则不会明白。)后来连老杨的爸爸都趴在门缝上看情况,以为姑娘在用毛片勾引老杨——这太可怕了,万师母下岗,老万病休,姑娘没工作,如果杨迟真的睡了她,万家就可以到杨家来吃饭了。老杨的爸爸不敢惊动姑娘,怕她喊起来,就冲出去拉下了家里电闸。姑娘抱了碟片就溜。
我和小苏都笑翻了。我说:“我也想看那部片子。”老杨就打开电视机,插上VCD的电源,解释说:“电闸拉下来,片子退不出来,姑娘也跑了。所以那片子一直都在机器里面。”我们赶紧凑在一起,抓紧时间看李嘉欣自慰。看了一会儿,小苏忽然叹了口气,走开了。
“他处男,他不能看这个。”老杨又解释道,伸出两根手指冲我做了个流鼻血的手势。
自此我成了个碟迷,天天趴在小苏家看片子,并继续养伤。找工作的事情自然搁下了,感觉自己一下子文艺了,到处都是打麻将的人,我的娱乐方式与人迥异。榜样树立起来,直至新世纪,全中国都趴在家里看片子,这是后话了。
我又去找我叔叔,他的碟片店已经开张,跑去一看差点又笑翻。他借了朋友开的皮鞋店一角,用两个纸箱子搭起小柜台贩卖碟片。那是非常热闹而破烂的市口,车辆拥堵,行人乱窜,小饭馆和个体服装摊林立,看不到半个警察,极适合浑水摸鱼。我叔叔的摊位前一溜屁股,都撅着挑碟呢。他看到我,立刻拽我过去,让我替他看管一会儿碟摊,自己跑去上厕所了。
不久来了一个老头,很焦急地看着我,就是不说话。我忙着做生意,介绍影片,老头忍不住了,揪着我问:“原来的摊主呢?”
“上厕所去了,那是我叔叔。”
“我的碟片,定好了,他得给我。”老头神秘兮兮地说。
我一看他的乌青眼圈就明白了。等到我叔叔过来,把老头拉进皮鞋店后面的夹弄,给了他一袋碟片,他一本正经地走了。我说:“他今儿晚上可以开荤了。”我叔叔说:“他哪有什么荤?看人开荤而已。”
在录像带时代,我叔叔是不卖这种货色的,只有少量拷贝的在小范围内流传。因为当时管得紧,贩卖黄带的罪名很大,轮上“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可以判得非常重。到了VCD时代,我叔叔终于也做起这门营生,按照国家法律,也得判,但满街都是贩毛片的人,还都是外地的,被抓到的概率就非常小。警察一般也不太爱管这种鸡毛事情,得有“扫黄打非”了,才集中整治一下。我叔叔认识很多警察,消息灵通,后来那条街上卖碟的都把我叔叔当成是棵消息树,只要他不出摊,别人也老老实实地把货都收了起来。
我叔叔给我算了一笔账,令我拜服。一九九七年的价格:普通影片进价八元(两张碟),卖十五元,毛片进价十元(单张碟),卖四十元,遇到特别饥渴的,你可以小小地敲个竹杠,卖四十五元,遇到特别特别特别饥渴的,一把买下二十张片子,你可以打九折。利润率远远超过正常碟片。马克思说过,为了百分之两百的利润,资本家可以去死。别说资本家,我都宁可死。人概莫能外。我说:“既然如此,你干脆就专卖黄片算了。”
我叔叔说:“那么警察很快就会来找我。我毕竟是有固定营业场所的,专卖黄片得去天桥上站着,警察来了还得跑。我老了,腿摔断过,跑不快。你可以的。”
我说:“我手也断了。”
“手断了正好,专卖黄片的都这德行,五官不全,四肢残废,要不就是抱个小孩。”我叔叔说,“像你平时那副凶巴巴的螃蟹壳,谁敢找你买黄片?万一你卖的是假货呢?”
“还有假的?”
“拿到家里一放发现是武打片,白硬了,非常扫兴的,也不敢回头来找你麻烦。”
如果用武打片冒充黄碟,我算了一下,利润率是百分之一千,这他妈的简直翻了天了,比毒品还挣钱,肯定会有人干这个买卖,但未免太缺德。买黄片的人也都不容易的,性生活不美满,或者根本没有,我们不能坑那些绝望的人。
我叔叔撺掇我去走街串巷,这当然是个坏主意,要给我妈知道肯定宰了他。我妈宁愿我去铲煤的。而我当时存了一个念头,得攒点钱,买张火车票去找宝珠。我已经欠了杨迟和小苏好几百块钱,朋友太少,再也找不到其他人可借了。百分之四百的利润让我眼红,投资两百块钱,快速卖掉,资金周转率加高额利润,一个月我就能赚两千(会计没白学)。
我问我叔叔:“你能给我点黄片去卖吗?”
我叔叔说:“可以啊,你从我这儿批发,十五块钱一张碟,付现金,二十张起批。”
我说:“你太会做生意了吧?我是你侄子。拿几张碟去卖,卖掉卖不掉我都会回来跟你结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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