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二十六（第1页）

一九八八年，商品经济的大潮掀起神州狂澜。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不安于现状的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各种关于致富神话的民间顺口溜与小道消息如雨后蘑茹，吸引了循规蹈矩生活的人的视线。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我是见过钱的，百万富翁的距离与我曾只有咫尺，可日子毕竟过得清贫。很惭愧的说，当时与我同级别的干部抽的烟最起码是十四块钱的红塔山。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我心知肚明，每月一百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条半红塔山，但我就以为自己模样俊，想做那朵莲花。

许芳仍兼着办公室的活，三天二头给我扔烟。我公归公私归私，分得清爽，客人上门，敬上一枝好烟，自己摆手表示不会。私下里，抽二块钱的湘南，就这，还得省着抽。要说不眼馋那些发财的人，是假话。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私底下与来梨山检查工作的地区行署一把手刘书记交心——不提工作关系，因为岳父的引见，我们还是棋友。我也到这时才知道当年那盘“乌壳不出壳”是岳父故意下出的错着，就是想看我这人的德性。老右派的棋艺不要说太好了。整个儿滴水不漏。但没等找到合适机会，刘书记一个电话过来，我调任大成县代理县长。并在上任三个月后，拿掉了“代”字。官职连升三级。这不符合人事惯例，在全省范围内也算破天荒，而且按正常的人事程序，地区行署组织部事先要派人到县里、乡里来调查，并询问我本人意见，但这次什么过场也没走，平地一声雷。

我头天晚上还在梨山乡办公室写材料，第二天早上接到刘书记电话，放下手上工作，立即赶赴大成县。

大成县出大事了。这事我早有耳闻。县里的几位领导自一九八四年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以来，从小打小闹到明目张胆搞“官倒”，竟敢把地区拨下来的计划内尿素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还买官卖官，乱出了名声。没想到这次地区纪委竟然动了这样大的决心，快刀斩乱麻，只保留了一个向不管事的唐书记，把大成县的领导班子一锅端，四套班子的干部都是在全区范围内紧急调来。

我成了六十万百姓的父母官。

摆在我面前的这摊子有多烂，我就不举具体数字。不包括县局，光县委、县政府就有十二辆奔驰、宝马，其中七辆是走私进来的水货。县政府后山有三十余幢被当地人民称为“王八楼”的由县党政部门领导及地方豪富盖起的私宅，最起码是三层的，深墙阔院，院内踱着几只毛发乌黑体格雄壮的狼狗。这片“王八楼”东边就是污水横溢、粪便满地的棚户区。在里面出没的面有菜色的人们连绝望的眼神都没有。一个与我母亲差不多年岁的老妇人蹲在破门前，用一口发了锈的锅煮饭，煮的是什么啊，几片从菜市场捡来的烂菜帮子，上面连油星都没有。凶悍的丈夫在另一扇门内把妻子打得头破血流，仅仅因为妻子丢失了三块钱。而那不幸的女人仿佛认为这是她应该接受的惩罚，被丈夫的拳头打到一边，嘴里哀哀地哭，又老老实实跪行到丈夫的面前，等待丈夫一脚把自己踢飞。八九岁的女孩光着上身赤着脚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眼神惊恐。

问她，“天还凉，为什么不穿衣服？”女孩受了惊吓，跳入墙壁后。旁边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答道，“衣服介样贵，个个季节都要买，啷个买得起哟。反正女娃还小哩。省一点是一点。山里面，还有两公婆合穿一条裤子的。”这都跟听笑话一样。可当我到了大成县云岗乡不足百户人家的银坑村，亲眼目睹了那一切，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是一九八八年的中国大成县。贫富极端分化，干部鱼肉百姓，算得上“民不聊生”。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不幸，并没有底线。否极泰来，只是书上的一个成语罢了。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被不断掠夺以及繁衍可供人掠夺的下一代。这种疯狂的掠夺将吮尽他们体内最后一滴血。他们是别人的食物。是的。是食物。这就是隐蔽的真相。一切美好的词眼为穷人所打开的，并非天堂之门，而是通往奴隶之路。

要治理大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千丝万缕，种种利害关系，并非我所能一刀两断。尽人事，听天命，但哪怕前面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也得往前趟一趟。地区行署对我的破格提拔让我生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并没有留意岳父眼中的忧虑，更未把陈映真的千叮咛、万嘱咐当回事。人有一死，或轻若鸿毛，或重如泰山，我拿这话激励自己。

当务之急是稳人心，尤其是广大科局级中层干部。归根到底，再好的政策都得由人来执行。中央一片晴、省里一点云，行署一片风，县里一阵雨，乡镇受涝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无意的变形以及有意的阳奉阴违让我在梨山时就吃够苦头。我一个人，哪怕是铁打的，也攒不出这么多钉。我在全县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三级工作会议，把我在棚户区见到的几户人家请上主席台，让他们扳着手指头给干部们数自己的收入支出，讲自己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哭了。我也哭了。

最后，我掼出一句话：地区行署纪委转给了我一批材料。我没看，一把火烧了。我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好干部，是群众的好公仆。你们以前有没有犯错，我不管。我只管你们今后。我甚至可以向你们保证一点，只要你干出了成绩，哪怕以前犯了错，被查出来，我李国安用头上这顶乌纱帽保你们。我来大成，不是来要政绩的，我只想让大成八十万百姓有一口饭吃，有件衣吃，孩子念得起书，人们不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骂娘。我不说大话、套话、官话、场面话，就这样散会。

中国官场有几大顽疾，一是坐车风；二是吃喝风；三吃饭财政，人事超编；四是公款旅游风。大成县也不例外，但情况特别严重。全县不含直属省管单位在内，不含警车等政法部门的专用车辆，光专门配备给各位领导乘坐的各种公车有一百五十九辆。不算当初买车的钱，每辆车的维修保养费用、每年以行驶二万公里计算油耗、保险费、养路费、车船使用税以及一个专职司机的月工资，每辆车每年最低费用也要五千块钱左右。这里就是七百多万。公款吃喝的数额与其相当。公款旅游也有三百多万。加在一起，近二千万，与全县财政收入基本相当。这是何等畸形的一种消费!

全县的干部又有多少？有具体名头的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加上四大班子，共是92个。领导干部人数：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全县共有行政、事业在编人员二万八千人。官民比例高达1：28。即二十八个老百姓就得养活一个干部。若加上不在编的，还另二万人。这个数值有多么惊人？纵向看，西汉时期官民比例是1：7945；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约为1：900；新中国建立时期是1：600人；横向上看，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这若不是国家拨的扶贫款、救济款，这些干部连饭都没得吃。

这一堆堆枯燥数字对我的冲激太大了。这年，我干了几件事。

全县一百五十九辆车子，党群战线以及四套班子在内共二十个部门只保留四辆车，政府、县委、人大、政协各一辆；各单位的领导专车最多只允许保留一辆。所有车辆的购置价不得超过桑塔纳。谁要嫌档次低了，自己去找我们管不了的省管单位借去。结果拿出九十七辆公车，其中七十辆是进口车，再加上县里的那十二辆，由省某专业拍卖行向全社会拍卖，最终拍出一千五百万。这笔钱花了一大半用来清偿乡镇干部与乡中学老师的工资“白条”。

政府部门禁止公款吃喝。就这样简单。统一到县食堂吃工作餐。若有特殊情况，报县公关小组批准。凡公款吃喝者，一经举报落实，举报者获得公款吃喝者自掏腰包的相当于该桌宴席的金额以为奖励。公款吃喝者第一次降行正级别，犯三次开除公职。若在审计中查出做假账公款吃喝的单位，处以十倍罚金，并奖励审计局。

凡需要大成县掏钱的公款旅游，彻底禁绝，毋论是什么考察，还是学习，一律自掏腰包。要不，就别去。自然会有想去开眼界的人。若别处掏钱搞的公款旅游，不反对。但如果贪了，拿了，循私舞弊了，那就对不起了。

向上级部门变着法子要钱。我专门成了一个公关小组，并特意从梨山乡调来许芳、明海负责，搞了几个样板工程，各种性质的样板工程。比如，云岗有几百亩林子，长得还算郁郁葱葱，我请有关部门做了许多牌子，牌子上分别写着青年示范林、生态林、防风林、三八林……每次许芳邀请省区有关部门来参观，陪着客人在林子边咔嚓咔嚓照几张相，领导们就乐开怀，开始拨钱批款子。这还不够煽情。最来钱的是扶贫工作。国家贫困县自然是要申报，几个人专门在省里部里跑，跑不成，你就给我死了拉倒。大量的大成土特产就往上面搬。光搬东西，人家也会。我把大成县最穷的村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请专门的摄影师拍了相片，做成一本集子，亲自动手写出几句让人掉眼泪的话语，印上五千册，到了地区、省里、中央是见人就散，再想尽办法请脑满肠肥的老爷们来大成，一定要把他们的同情心激发出来。年底一盘点，乖乖，我们比往年多拿了二千万。可见老爷们的心也是肉做的。值得赞叹。当然，许芳，还有一位叫杨成艳的副县长更值得赞叹。她们为要钱付出了太多。一个姜老爷指着阔口高脚酒杯对着已经醉熏熏的她们说，“喝一杯，给十万。”这两个傻女人，就一杯一杯喝下去，一个喝了三十四杯，一个喝了四十一杯，双双去了医院。没法想象她们单薄的身体里是如何容纳下这么多酒精。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感谢姜老爷，他的话兑现了一半。没让她们白喝。虽然白喝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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