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十八（第1页）

一九七六年，中国农历的龙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四月七日，邓小平下台；七月六日，朱德元帅长眠；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九月九日，毛主席崩殂；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打倒；十月七日，华国锋继任主席。

“毛主席那是帝星下凡的，周总理是文曲星，朱总司令是武曲星”。

“毛主席是观世音投胎转世，观音菩萨也是男人女相……”。

各种民间传说纷纷出笼。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警卫部队的番号定为8341部队吗？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到佳县白云山白云观抽签算卦。道士让毛主席报一个数字，毛主席说了个九九，道士默思半天，在纸上写下了8341这个数字。毛主席不解其意。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醒悟“8341”四位数字代表着毛主席活83岁，当领袖41年。而九九正是毛主席归天之日。

又有人说毛主席脸上那颗痣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才长出来的。五八年简化汉字时，专家就是参照毛主席的脸形造出“国”字，否则——“城中有王即成国，是无须那一点的”。这是无稽之谈。不过十几年后，我因某次机缘看到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时，发现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老人家的脸上确实没有那粒著名的痣。

这些奇谈怪论只在我们年轻人之间私下流传，年纪大点的人并不掺合。相对于全民哀悼，举国悲痛，我与身边的朋友们并不怎么难过。对毛主席的称谓多半拿老人家来指代。青皮给我弹了根烟，说，“老人家去世了，我妈哭得可伤心了。有什么好哭的？好像天塌下来了。我爷爷死的时候，也不见她抹这么多眼屎。”我自然不会接嘴，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尖脸的女孩子身上，她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周红兵，不过，她的乳房真大，在秋日的阳光下是那样饱满结实，把宽大的蓝工作服都撑出线条。我想它们一定比馒头更好吃。周红兵忧心忡忡地说，“毛主席走了，天要变了。搞不好，我们就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

青皮就笑，“回到旧社会好啊，我做黄世仁，你做白毛女。但你别整天控诉我，那太烦了，没劲。我负责剥削长工，让李国安替我们做牛做马。你呢，每天就负责花枝招展，看见李国安不干活，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累了就叫他替你捶捶背、挠挠痒。得，必须天天吃饺子，吃得满嘴流油。再生一大堆娃，叫李国安的弟弟学狗爬。我们没事就躺在树荫下看着咱们的娃们骑在李国安他弟弟背上撒野。这样的日子，想一想，都美。”

青皮的逻辑是混乱的，周红兵的脸蛋是值得夸奖的。我的弟弟李国泰十岁，念小学三年级了，比我还捣蛋，没事就在学校里欺负人，还特爱见义勇为。去年冬天，数学老师冤枉了他的一个女同桌，他在雪地里拉了一泡屎，等冻硬了，用雪裹了，放在讲台上。老师没提防，用手去抓，一捏不对劲，再捏，捏出一团黑乎乎的屎，脸都绿了。我帮他揩屁股都无数次了。搞得他们学校的老师人人认识我。这不，也顺便与周红兵也搞在一起了。周红兵是李国泰的语文老师。周红兵胀红脸，“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啊？”周红兵想走，我拉住她，说，“这种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理他做甚？”

这天下午，我与周红兵并肩走在县一中后山的小路上，四下无人，我们中间的距离保持了一米。这也是路太过狭窄，要不，起码得有三米。周红兵很严肃地说，“李国安同志，你怎么与那种人混在一起？”周红兵说的是青皮吧。我嘿嘿笑，说，“毛主席在上，我可没与他混在一起。我可拦不住他在街头向我打招呼。这人的嘴还能堵上吗？”周红兵这才释然，大辫子一甩一甩，甩得我那个心痒，恨不得就在这杂草蓬生处，把她给办了。我拖长声调，背起毛主席的《泌园春·雪》，背得慷慨激昂，边背边用眼角余光打量我身边这位健美的姑娘。她的美与白素贞截然不同，有一种勃勃英气，眸子晶亮，带一点明朗的张扬，带一点清新的骄傲。若把这种女人骑在身下，一定有在大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感觉。

我那时的脑袋就比公共厕所还脏。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看到女人的胳膊就想到女人的大腿进而联想到裸体与性交。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山下红旗招展，游行的队伍摇旗呐喊，“打倒四人帮”、“打倒白骨精江青”、“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洪文”、“打倒政治流氓，文痞姚文元”、“打倒狗头军师张春桥”，还有什么诗朗诵“江上有座桥，晃晃又摇摇，总理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锣鼓声震耳欲聋。我想起小时候听见的大门牙与光脑袋的对话，不禁嗤嗤笑出声。周红兵问我，“笑什么？”

我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周红兵毫不犹豫地说道，“当代的武则天。野心家，阴谋家。”

我说，“她是毛主席的老婆。”周红兵脸上的怒色更盛，咬牙切齿。我还真担心她把牙齿咬碎，若瘪了嘴，怎么亲嘴？周红兵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说，“所以说她是白骨精。不是她蒙蔽毛主席，四人帮能祸害中国人这么久吗？”我乐了。看小人书时，我就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褒姬的女人，是冰山美人，周幽王为博佳人一粲，搞烽火戏诸侯，亡了国。还有什么夫差，当勾践献上西施后，为美人儿建了个馆娃宫，不理国事，夜夜荒淫，结果成全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江青有褒姬、西施漂亮吗？就她那样的长相，倒贴钱给我，我还不乐意呢。毛主席那样伟大英明咋会……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我当然不会把它们吐出嘴，更不会问出毛主席要不要拉屎这种愚蠢的问题。我飞快地点头，振臂高声呼喊，“打倒白骨精。金猴奋起千钧棒，王宇澄清万里埃。”周红兵甩甩辫子，笑道，“你记得的毛主席诗词真多。”

泡妞是门学问。关键一点：投其所好。为达到与身边这个女人性交的目的，我三句话不离毛主席的伟大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两句诗还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也一定会当着周红兵的面大念特念天天念。

很多年后，我应朋友之约，去饭店吃饭，巧遇已经做上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周红兵。席上，黄段子无数。多是文人骚客，水平也高，这个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个“吟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个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或有人不解诗句之意，便有高手代为解释，比如什么我是锄禾你是当午。大家就来评选哪个最黄，七嘴八舌，辩论不休。周红兵开口了，说的正是毛主席的这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此语一出，几个杯盏落地，众皆叹服。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的周红兵并不具备这种可喜的幽默感。我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前，还背起老三篇，但当我试图往她那边靠近几厘米，她似被毒蛇咬了，身子马上往另一侧移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精确恒定的常数。我很失望，心里特别急，感觉自己是耗子，对着一个光滑的鸡蛋没法下嘴，回了家，整夜手淫。我决心把她搞上手，再弃之如履。没等我想出什么好办法，她找到我，目光忧伤，向我致以革命的敬礼，说道，“我们都还小，谈恋爱的事还是以后说吧。”

我那时真纯洁，把鸡蛋打碎，不就可以下嘴吗？半年后，我去学校帮李国泰打架，才知道周红兵嫁人了，嫁给一位解放军叔叔，叫傅全生。我们之间的友谊至此划上圆满的句号。我非常愤怒，觉得她是小婊子，怎么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呢？我忘了自己的无耻，只晓得要发泄自己的怒火，找了一个高音喇叭，三更半夜潜去周红兵的新家，伏在窗下，听到里面传出床咯吱响的动静，心中炉火焚烧，扬起喇叭，对准窗户，大声吼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傅全生!”再撒腿狂奔。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为将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我与傅全生阴差阳错认识了。那时，我是大成县县长。他来找我办事。我听说他已与周红兵离婚。我说，“你们郎才女貌离啥子婚，脑壳进水了？”傅全生苦笑，说道，“妈的，老子当年正爬高山如覆平地，痛并快乐着，一个短命鬼在外面高喊口号，说我是反革命，要打倒。深更半夜，苦惨了老子，被那鸡婆推下床，当场痿掉。以后，老子只要一脱她的衣服，耳边就响起那声口号，妈的，哪里还硬得起来？”我没敢说自己是那个短命鬼。我若是老实交待了，谁敢保证傅全生不会暗地里找人把我给阉掉？

一九七七年，我的工资加了五块钱，每月拿三十六块钱，可喜可贺。社会上都在讲陈景润，讲他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在煮鸡蛋时特别爱把表往沸水里扔，还老把头往电线杆上撞。母亲开始苦口婆心做我的工作，说，“别人可以证明一加一等于二，你为什么不能证明一加二等于三？”

我说，“陈景润练了铁头功，你儿子没有。再说，若全中国人民都是陈景润，那谁来修街上的电线？”我没提自己也往电线杆上撞过头的事，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回头打望姑娘。母亲被我气得嘴唇发抖，叫我滚。我懒得睬她，用手摸李国泰的头，说道，“乖，哪天证明个一加一等于零让你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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