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十四（第1页）

一九六九年到了，毛主席一声令下，全民皆兵，备战备荒。这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我们在高呼“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一般要再补充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不过越喊越无聊。牛鬼蛇神是泥巴里长出的草，割了一荏又长出一荏。我有点烦了，觉得很憋气，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关我屁事。唯一令我有点兴趣的是三月份打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大军压境的直接后果是，空气中有了火药味，大批的民兵武装喊着号子排着方队在街头跑来跑去。我跑去看他们打靶。说来也可笑，那些人练习的时候扔的是木手榴弹，当一个民兵脚底打滑不小心木手榴弹扔在脚边时，那位黑脸膛的民兵营长马上扑过去，胸脯压在上面，高喊一声卧倒，然后嘴里长吟，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事还上了县里的广播，说这位民兵营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精神，及时粉碎了“帝、修、反”分子的疯狂反扑。这很荒谬。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荒谬这个词。我觉得这位民兵营长起码喊错了口号。雷锋叔叔是做好事的。他应该说，向王杰同志学习。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这是我前二年看过的《王杰日记》，当时很激动，现在没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这年的夏天改变了我，体内出现许多看不见的裂痕。我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溜达。我突然发现县文工团新来了一个面容身段都很好的女人，也就二十岁出头，白脸白手白胳膊白头发——因为她时不时要演上一段样板戏中的《白毛女》，若跳《红色娘子军》，头发就比墨汁还黑了。身上的军装是改过的，紧贴住腰。她能用脚尖在舞台上行走，能在空中迈“一”字，韧带出奇得柔软。我见过她练功，前踢、侧踢、后踢，把腿架在窗台上往下压，嘴里还小声数着数。阳光照着她，她的身子是半透明的，好像是鸡蛋壳里装着的蛋清。

我都有想把她吃到肚子里的冲动。她在《红灯记》里饰铁梅，在《智取威虎山》里扮小常宝，在《沙家浜》里唱阿庆嫂，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儿有嗓儿，那眉眼里就有水。她在舞台上的时候，世界就像一颗树被轻轻放倒。不过，她也闹过笑话。有一次汇演，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演《红灯记》里的铁梅时，有段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神差鬼使地唱成“我家的爹爹数不清”。大家乐坏了。她反应很快，马上重新唱，但大家还是忍不住笑。

一九六九年冬天的雪下得非常大，整整下了半个多月，平地有几尺深。屋檐下挂起的冰棱有一米长。街头巷尾自然就能见到雪人。某日清晨，影剧院门口出现一尊特别漂亮的雪人。人们都说这不大可能是孩子们堆的，孩子们不可能堆得这样高，堆得这样俊俏。枯枝为眉，黑炭为眼，木板为嘴。木板上用红粉笔涂了颜色。头顶还搁上一顶破草帽。雪人一天天蹲在来往人群中。有天，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看腻了它，拿棍子去敲雪人，没敲几下，尖叫起来。大家跑过去一看，妈呀，里面藏着一个人。那年，虽非灾年，街头总少不了一两具冻死饿死的尸体。难道是胆大的孩子用尸体堆雪人恶作剧？等到大人敲掉冰块与雪花，赫然发现里面的那个人竟然是县文工团里的那个唱样板戏的漂亮女人，面容栩栩如生，宛如沉睡。

那天我就在影剧院门口玩，我很难过。如果我妈死了，我都不会这样难过。我心中仿佛有种东西被打碎了。我都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堆成雪人？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干的啊。我掉下眼泪。我躲在角落里抽抽咽咽，不停地抹着眼泪，不断地想起她练功的样子。我觉得她应该是天使，应该飞到天上去。这桩案子至今还是一个谜。或许现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再想起她了。

一九七零年是乏善可陈的一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人造卫星上天了。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了。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中共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仍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十五岁了，有了喉结，开始变声，腋下也长出汗毛了。

我已经不再相信一切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包括二年前血液为之沸腾的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之类的话。青皮的二哥小名二狗，那是红卫兵里笑傲风云的人物，头戴一顶真正的确良的绿军帽，穿四个兜还有肩章痕迹的军衣，腰上系皮带，手拿红宝书，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声若洪钟，那个英气逼人啊，这若是现在，准能当电影明星。青皮打小就没少仗他二哥的势横行霸道。也就是我爸是开车的，能有好吃的，要不小时候哪轮到我做司令，他做军师？不过，长大以后，因为不在同一个学校，交往倒少了。见面点个头。

二狗是六八年戴大红花去的贵州，七零年却像一个乞丐般溜回家。若非他妈妈哭得泪如雨下，我还真认不出他。仅仅三年，就已换了模样。看来，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是去不得。二狗的愿望当然得不到满足。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拿着红宝书上门忆苦思甜做思想工作，把一些话车轱辘说。二狗大怒，当场拎起一把菜刀，吓得老大妈连滚带爬。二狗妈见事情不妙，往儿子手上塞钱，哭着喊着叫他赶紧跑，回公社去。要不，派出所等会就要过来抓人。二狗脖子一挺，骂了声娘，把刀一挺，说，老子死也要死在城里!

警察过来了，二狗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被逮进去，算作“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被判入狱十年。

但命运就是这样荒唐。我想去乡下时，不让我去；我不想去乡下时，却又不得不去。

那时的高中已经陷于停顿，没恢复招生，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就业；二是下乡。我甚至不可能呆在家里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双眼睛在观察着身边每一个人的动静。人人头上都罩着一个看不见的无形大网。谁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打倒成为万人唾千人踏的牛鬼蛇神？许多人上班回了家，都偷偷对着镜子练鞠躬，上身与腰部之间的角度在九十度这种标准的鞠躬能让自己在批斗会上少吃点苦。

继父还在做着那个工宣队的大队书记，但当母亲提出试图通过他的影响把我留在城里的某间工厂时，继父拒绝了。也许继父是有了李国泰，我这个拖油瓶自然无足轻重；也许继父认为我长大了，不应该再躲在屋檐下，去乡下煅炼一下也是好事；也许继父其时有说不出的苦衷，自己也处于泥菩萨过江的非常时期；也许我这个半大不小的存在影响了他夜里在母亲床上的发挥；也许是因为继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一句颠扑不倒的真理——附带说一声，我认为这是一句很混账的话。一个简单的常识，农民最苦，有几个农民做了人上人？要当人上人，关键是要学会吃人。

我倒不恨继父的决定。用我后来在知青点遇见的一个北京知青的话来说，叫“爱谁谁。”知青苦不苦？别人我不知道，我反正不觉得苦。或是因为我就在本省插队，离家并不远，不曾有机会在北大荒种过粮食，不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上山砍过木头。伙食虽差，天天红薯稀饭再加白菜帮子，吃了老放屁，毕竟能吃个半饱。时不时还可以去附近村庄打狗吃，去溪里摸鱼、捡螺丝壳。就别指望菜里有油——一块长了绿毛的肉皮在锅底一擦算是打牙祭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压根没心思滚一身泥，属于典型的不求上进的知青。知青再苦，能苦得过农民？知青刚下乡的那几年，国家每月还补助四十斤粮食，八块钱生活费。知青不干活，饿不死；农民不干活，那是真正要饿死了。生产队更不会因为知青不出工，过来抓人批斗。无非是这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家伙原来心里的优越感被打破了。所以现在每当我见到一些所谓的知青回忆录时，心里就发腻。这是你自找的苦，怨不得别人，不要没事就抖落这点破烂。还有，就算你是真正吃了苦，你丫的也只是苦了几年，农民在那片土地上可是苦了一辈子。

不过，广阔天地，乐趣无穷。我算是真正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那些乡下婆娘真是活泼泼，眉眼儿俊，手底下勤，对付起那些吃她们口头豆腐的老男人来毫不含糊。三言两语，几个婆娘四面围上，扒下那老男人的裤头，摔几个屁墩儿，大笑着跑开。老男人捂着下身，跳进草丛，唱起山歌。唱什么山歌哟。就是扯黄腔。什么随你后生啷个硬，经妹炉灶软如绵。什么张郎之妇李郎骑，李妇重为张氏妻。什么郎姓毛。姐姓毛。赠嫁个丫头也姓毛。毛家囡儿嫁来毛家去。半夜里番身毛对毛。

也开批斗会，主题是永恒的斗私批修，但哪有我原先见过的那般惨烈，完全是妇女工作大会。几名地主婆轮流讲她们当年虐待长工丫环的故事，讲得柳腮桃红眉眼汪汪，细节特别丰富。大队书记开会时一本正经；开完会，就与那几个地主婆眉儿来眼儿去。傻瓜都晓得大队书记与这些地主婆人人都有一腿。

有个笑话，说县里的工作组来村里，吃过饭，开过批斗会，大队书记把几个地主婆分头送进工作组成员的房里。一个工作组成员是年轻人，唬得跳出房。

大队书记在外面见了就问，怎么不在屋里干革命工作？

年轻人纳闷了，问，干啥子革命工作？

大队书记说，操逼啊。

年轻人差点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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