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十（第1页）

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我有点不解，毛主席明明说了原子弹是纸老虎，为什么国家还要去搞这头纸老虎，并在成功后举国欢庆？疑惑一闪即逝，我的目光被“草原英雄小姐妹”吸引住了。十一岁和九岁的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搏斗一天一夜，舍生忘死保护了集体羊群，人民日报以《最鲜艳的花朵》为题，报道了她们的感人事迹。当时我还不能看懂每个字的涵义，全文八节，“楔子、风暴、黑夜、灯光、亲人、黎明、生命、尾声”，第一节，楔子的“楔”我就不认得，但这篇报道的字数我数过不下十遍，不连标点符号，共八千七百七十六个。这是一件庞大的工程，眼睛数得发疼，每数到一百个字时，我便在纸上画一横，我整整画了一千七百五十五个“正”字，还多出两划。龙梅与玉荣是多么高尚!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羊群，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第一句问的就是：“我的羊群呢？”相比之下，我太可耻了，整天私心作祟，哪有一点革命接班人的模样？

我发誓要痛改前非，打算每天去做一件好事，并用日记本写下来，以备到时交给由班主任代表的组织审查。但做好事的机会又何其之少!我总不能把教室墙壁上的砖也拆下来洗。我很想拾金不昧，但就捡不到一分钱，哪怕是一根针一粒钮扣。我鼓起勇气敲响去年曾经去过的几户孤寡老人家的门，结结巴巴说明来意，他们阴沉下脸，重重地关上房门。我很羞愧，这不怨他们没礼貌，我们曾打碎了他们的碗，弄坏了他们窗户上的玻璃，在帮一个干瘦皱瘪的老妇人洗头时，拽落了她几绺白头发。我得承认，高举着“学雷锋做好事”旗帜的我们，就是一群蝗虫，所过之处，无不人心惊惶。

学校附近有一个养猪场，里面有不多的几头猪，看上去都比较老实，就是嘴巴特长，懒懒洋洋地趴在粪便与污水中，偶尔抬头看一眼我。我观察几天，准备去那打扫卫生。当我雄纠纠气昂昂扛着扫把潜入猪场下到圈栏后，猪们突然一起惊慌地叫，把蹄子举起头顶，冲出圈栏，满世界疯跑。它们终于获得自由，虽然只是比猪圈大不了多少的自由，所以它们完全不领会我来为它们做清洁卫生的好意。或者说，它们开始的老实都是伪装，是诱使我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为它们打开木栅门。我吓傻了，双腿战战兢兢，徒劳地张开双臂。一头黑猪蹿过来，钻进我胯下，把我扛到背上，急奔出栏，再一个干净漂亮过肩摔，扔下我扬长而去。我眼看要被它们踩成食物，暴怒的饲养员冲过来，顺手给了我一巴掌，喝道，“小兔崽子，给我滚。”我想滚，他马上反悔了，一把揪住我衣领，嚷道，“你是哪个学校的？”这是一次多么令人难堪的辩白啊。我被一群近似凶神恶煞的大人迅速包围。我没法子不眼泪汪汪。我快哭得背过气了，可还是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做好事的，不是蒋光头派出的特务。一个脸上有酒涡的金鱼眼反复问我，是否懂得这些猪是国家财产？这是可怕的陷阱。我想起偷鸡蛋的老厨师。我想，我也该打自己嘴巴，于是，抡起巴掌用力打。我一打，他们全笑了。我就打得更起劲了。我一边打，一边交待自己的姓名、年龄、就读的学校，以及父母的名字。当我说出继父是谁后，金鱼眼怔了下，小酒涡就在脸上不断浮动漂移，变化出各种表情。半个小时后，继父匆匆赶来，他俩紧紧握手，就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与座山雕，说一些日常问候的话，也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继父拍拍我脑袋吩咐我叫叔叔。我乖乖叫了。金鱼眼蹲下身，用手掌抹去我衣衫上的猪的粪便，笑道，“这孩子真聪明，都晓得来替国家打扫卫生。”继父也笑，领着我回家，边走脸边黑下来，走到半路上，在路边草丛里撸起一把手指宽的青叶，往巴掌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搓软，敷在我的腮帮子上，说道，“是他打的？”我摇摇头，嘴巴上火辣辣的疼一下子就被一种清凉所取代，仿佛有一条狗拖着毛茸茸的舌头在上面来回舔着。我差点惬意地呼出声。继父又问，“那是谁打的？”我只好承认是自己。继父用很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吐出一口气，没问我为什么要打自己，也没问我为什么要去猪圈，摇晃着身子，在金色的阳光里甩开脚步。我走在他身后，躲在他的影子里。我突然幻想金鱼眼会写封感谢信到学校去，这样我就可以在班主任面前骄傲地挺起胸膛。

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在郁闷几天后，终于有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主意。这还是从去猪圈后获得的灵感。我的班主任是女的，是寡妇，丈夫死得早，家在学校里，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门有几株喜树。女班主任有一位二岁的儿子，每每蹲在树下拉屎。我决定去帮这个小东西揩屁股，为此，特意把报纸裁出巴掌大的形状。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当我皱着眉头把报纸往眼前这个细嫩的臭哄哄的屁股拭下时，小东西成了小畜生，鬼哭狼嚎尖叫不休，声音那个瘮人，方圆几里的玻璃都砰砰乱跳。女班主任卷起一阵风砂，暴走而至，说我把她儿子按地上吃屎。这太委屈人了。虽然小畜生嘴边的确有一丁点大便，那属于意外，是不小心，可以原谅，至少我的动机是好的嘛。这一次，继父没能救我。女班主任通知了我的母亲。母亲气坏了，赶来后，抓住我拳打脚踢。我被打成猪头，雄心壮志一时尽付尘土。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社教”在各处开展得如火如荼。人人争表忠心。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从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里读出不详。我上了小学三年级。于萍做了班长，与我同桌。老师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于萍有红领巾戴，我没有。那条三角形的红色布条儿区分了我们的生活。

于萍同学越来越趾高气扬。那时，男生与女生不大讲话。每张课桌几乎都有用铅笔刀划出了深深的“三八线”。一般是男生欺负女生。许多男生上课时不是听老师讲课，而是观察女生的胳膊是否越线，再以削尖的铅笔头迎头痛击。女生挨了扎后，多半委屈地瞪来几眼，顶多眼泪汪汪一阵子。可我比较背，摊上于萍这位同桌。当我试图用小刀把这条“三八线”刻得更清楚一点时，于萍举手向老师报告，“李国安同学在破坏公物”。在老师眼里，凡于萍同学的话就是可信的，何况于萍还经常把话题上升至“我们要爱护公物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这种理论高度。我只好委曲求全，也不敢像其他男生那样对付她那双时不时越过封锁线的胳膊。不过，说实话，她那只胳膊也真是漂亮，细细白白，与藕差不多。

那年秋天，学校流行起斗蟋蟀。到了晚上，墙头屋角田边水渠都有撅起屁股掏蟋蟀的孩子。他们屏声静息，搬开砖石，一手拿网罩，一手用枝条，轻拨慢挑。蟋蟀又哪知人心险恶，进退间蹦入网内。把蟋蟀逮回家，放入泥盆或装了土的玻璃罐里，喂以饭粒，待其养精蕴锐，第二天一早，饭也不及扒上几口，玻璃罐藏入书包，匆匆赶去学校。早有孩子守候在校园偏僻角落，纷纷涌上，围成一团，或要一洗昨日的耻辱，或要挣得今天的光荣。擂台由几张报纸折叠而出，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各自搁入里间，用小草杆赶，使两只蟋蟀碰头，看它们振翅张牙挺斗。那不肯斗的虫，若嘘嘘几声仍无效果，便被小主人掼出，一脚踩死。摆台里搁入泥土细沙。开斗之时，人头簇动，还真发生过外面的人压倒里面的人，把那蟋蟀也压烂的糗事。一般而言，早秋斗黄虫，黑黄、油黄、乌背黄、乐陵黄；再斗黑虫和紫虫，淡紫、深紫、真紫、粟壳紫等；到晚秋时节，斗的是青虫，有正青、红牙青等。我并不懂蟋蟀的学问，学校里就没有谁懂。管这些蟋蟀叫方头、圆头、尖头、铁头、黑崽、油葫芦，或者恶眼狗、沙皮狼、大腿将军。斗蟋蟀，也从不按个头、种类、重量分级别开打，赢了就好。蟋蟀的小主人会因此得意到自己的这只蟋蟀被活活累死或被另一只蟋蟀咬死为止。这种斗，多带彩头，输者得给赢家抄写作业，或是一小袋葵花籽、半截甘蔗。斗蟋蟀，得屏住呼吸，不能透大气。若谁朝擂台里呵气，蟋蟀就跳。人多脚杂，能逃出生天者寥寥，十有八九要被踩破，踩出乌黑的肚肠。一个孩子扯住另一个孩子的衣领哭喊，你赔我的蟋蟀!被扯住衣领的孩子争辩，不是我踩死的。于是只好自认倒霉。

我是这种活动的狂热分子。但我的蟋蟀老被别人的虫儿咬断了腿。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抓到一只极凶悍的蟋蟀，遍体纯青，头线金红，六足洗玉，牙色乌金，听到其他虫鸣便四处觅斗，才一露面，与其对峙的虫往往不战而退，往后逃，方拧转身躯，这虫已跃起，咬住对方颈脖直至咬死才松口。可惜当我把头埋在课桌抽屉里津津有味与它玩耍时，于萍伸来一只手，两根指头拈起虫儿，再一巴掌拍在桌上，把这只为我赢得无数骄傲的虫儿拍成肉酱。我想杀她的心都有了，还没动手，于萍举起那只好看的小手向老师报告，“老师，李国安上课时不专心听讲玩虫儿。”我气白脸，骂去一句脏话，老师听见了，喊上讲台罚站。下课铃响后，我打算去弄来一只癞蛤蟆搁在于萍的书包里，或者是搁上一砣屎。我还未动身，于萍喊住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李国安同学，你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拿什么报效祖国？”

这一句话如当头一棒，我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想起了自己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誓言。我万分羞愧，终于看见自己与于萍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我真的想做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想拿“三好学生”快想疯了。尽管这年我的语文数学都考了双五分，可年年的“三好学生”都是几名班干部的自留地。这一年自然也不例外。老师的评语是：该学生学习有长足进步，要求上进，但需要改正撒谎的毛病。我不知道我哪里撒谎了？我恨不得用小刀剖开胸膛让老师看看我那颗红彤彤的心脏。可老师说有，那就一定有，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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