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六（第1页）

我五岁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沸腾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撰文宣布：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伟大领袖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一九五九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

有多饿呢？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想把它拈入嘴。我就吃过苍蝇。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吃苍蝇是有技术含量的，撕掉苍蝇的翅膀用口水打湿再囫囵咽下，那只会让一起玩的小朋友看不起。得全须全尾放入嘴里，用舌头缓慢地把妄想在口腔中打转的苍蝇抵至上嘴腭。苍蝇脚在舌苔上激烈地挣扎，微痒，麻麻酥酥，感觉就真的不要太爽了。这时再用牙齿咬住苍蝇的翅，把苍蝇头小心抿下，呸一声吐出苍蝇的肚腹，这才算大功告成。

现在看一些书，说人饿了，想吃鱼呀肉呀，那是扯蛋，人真饿到一定的份上，就只想啃白米饭。其他什么香的甜的辣的鲜的，那都是肚子里有东西嘴巴又闲着才会想的。

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跟鬼魂一样，时不时沿着乡村通往县城的路蹿来。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癫狂，抓起地上的瓦片与锋利的石头，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讲大人吃小孩子。说是交换着吃。据说有户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活活打死，尸体也被分着吃了。这是不是谣言，那时的我是没有能力分辨的。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有“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就要被拍走，就会稀里糊涂的跟着那人走，还会自己把自己洗涮干净再跳到烧了沸水的锅里去。这话说得恐怖，但我不大相信。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与伙伴们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青蛙、昆虫都少见，更别说美味的野果。真饿啊。大家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大家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霉长芽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等到那凶悍女子打累了，再回去一看，土豆长腿不见了。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生父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一声长两声短。继父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壮的黑色毛发，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喊什么呢？喊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

那时我对他们干的勾当似懂非懂，对这种声音无比愤怒。它就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

我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既往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神采焕发。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我好像是在发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裸体的青蛙复活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记得母亲曾瞒着继父偷偷吃过活蝌蚪，后来不知为什么就不吃了。很多年后，借助于一本文革记忆的小说，我才弄明白原来母亲吃活蝌蚪是为了避孕，据说那是“简便、省钱，稳当可靠和无任何副作用”的避孕法门，当然这种毫无功效的伪科学在五八年左右就得到纠正。令我诧异的是，母亲当初为什么会想避孕？母亲这一生实在有太多琢磨不透的地方。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肚子也不饿了。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拍得还特别有力。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打球特别消耗体力，孩子们打了一会儿就不打了，坐在石阶上呼呼喘气，比赛谁的痰吐得远。一个孩子，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黑黑瘦瘦，嘴蛮大的。他有一个白色的真正的乒乓球，是亲戚从省城带来的。大家不爱与他玩，他从来不肯把球贡献出来，老独自坐在角落里，用舌头舔那球，说有什么爆米花的香味。这种鬼话谁信啊。那天不知道是咋的，可能是他舔得太恶形恶相，一个大孩子见了非常生气，扑过去把他压在身下，去抢那球。大家再拖起舌头轮流去舔，人人有份。我也伸长了舌头，果然有一种樟脑味。那孩子急了眼，跳着脚去抢球。球瘪了，烂了，就算是放至热水中也恢复不了原状。那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发了狠，把乒乓球放在嘴里猛嚼，居然一块块全咽下肚。我们就围住他，问好吃不？那孩子眼泪汪汪，啮咧着牙齿，冲我们咆哮。结果惹大孩子又生气了，捏住他腮帮子，从中摸出两块碎片往自己嘴巴里搁，立刻吐出来，抓住他一顿揍。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悄悄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着这只不下蛋还要与自己抢口粮吃的母鸡很生气，可奈何不了它。有一次，我差点逮到它，结果被它在手背上一啄，跳出门。母亲可能与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心灵上的感应，在厨房放下扫把，三步并作两步堵在门口，就像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母亲把鸡护送回卧室，并赏给我一记耳光。我很愤怒，又拿这只五德之禽没办法。还好，不久继父替我报了仇。这只自作孽不可活的母鸡竟然在夜晚跳上母亲的床，或许以为继父那身汗毛是草地，低头想啄出虫子。正在鏊战中的继父吃了这一啄，大怒，抓住鸡脖子，一拧，就要了它的命。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吗？就是六零年的那口鸡汤。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喝的汤了。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碗底，舔得舌头吧嗒吧嗒响。

饥饿让人们生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二碗饭。充分吸收了水份米粒的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于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经常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爽啊。这些腥的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专人点数，食堂里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薄膜袋子。我找到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的顶端，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蛋清稀哩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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