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想象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母亲说,我生父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一个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为荣的人。这个无所事事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时刻都在磨刀霍霍,翻着变天账准备反攻倒算。长安,那是封建王朝的国都,他把我命名为长安,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幸好党和国家发现了他的阴谋,在我五岁那年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他。
母亲说这番话时已经老了,坐在一把有年头的竹篾藤椅上,像一枚干瘪的枣核。这种没有被时间磨掉的恨让她的脸更显得衰老不堪。阳光照着她鬓角的白发,照得发亮。母亲把玩着一面塑料柄的三棱镜。这种小孩子的玩具可以把阳光分解。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皱皱巴巴的手,以及在三棱镜下呈现的红橙黄绿,想象着生父的模样。母亲在看我时,眼里有一丝或许她自己也难以觉察的憎恨。也许是因为遗传基因让我与生父拥有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也许是因为其他。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人生路上摔了一大跤,鼻青眼肿,赋闲在家。我不清楚母亲为什么突然提起生父。也许,母亲意识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又或许还是因为其他。血液里有热热的东西在跳,滚滚红尘有着太多令人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们是要把心脏小口小口吃掉的兽。
在有阳光里的地方坐久了,就要有一种身体渐被分解融化的感觉。墙壁外有孩子们的欢笑。风带来了几张纸屑,它们翩翩起舞,落于母亲头上。我替母亲拈掉。母亲又看了我一眼,转过话题。那是母亲在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对我提及生父。母亲是试图用这些谎言掩饰什么吗?或者说,母亲之所以要使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词汇,是为了让确信自己当年的正确,以减轻内心深处的不安么?
五岁的我对世事已有初步认识。我很奇怪母亲与生父之间的仇恨。仇恨这么大,还要把我制造出来,你日日打,他夜夜骂,以为我是打不坏的人肉沙包啊。幸好这种情况在母亲嫁了继父后得到改善,我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改为李国安——继父仍然姓李,是货车司机,一个膀阔腰圆外貌粗鲁内心精明的家伙。他与我母亲恩恩爱爱过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们在同一年相继告别人世。我在母亲的箱子底发现一个用绸缎布包裹的匣子。里面有五本日记。是母亲的手迹,字迹娟秀,还算新鲜。应该是母亲在年老后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母亲的秘密。我的生父并非是被国家镇压的,是母亲在他酒醉后,把他推出窗户。母亲骗了我四十年。但我原谅她。我的生父不仅打我,更以殴打我母亲为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母亲已经用这样隐晦曲折的方式向我坦白了她的苦痛。
母亲出身贫民,吃的是腌菜萝卜,长得却好。眉清目秀五官端庄等词儿搁在还是少女的她身上就太平庸了。反正我生父,那位见惯美女的公子哥儿立刻爱上她。我母亲大义凛然地拒绝。姑娘们爱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经过铁与火考验的军人。母亲其时在与一位退伍军人谈恋爱,每天从厂里下班后,与那位英俊的他各自走在马路两端,心里充满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又怎么可能被这些没人“人生理想”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生父不死心,整日跟在母亲身后,终于等来机会。一个雨后黄昏,明眸皓齿的母亲撑着伞去外面散步,很不合时宜地搞了一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结果搞出祸事。在过一座偏僻的桥,被小流氓拦住调戏(我对母亲的措词深表怀疑。那可能只是一个马路求爱者。他的行为,若是搁置于现在的语境,恐怕只能定性为登徒子式的性骚扰)。中间发生了什么,母亲没说。可能是雨天湿滑小流氓不小心掉下桥,可能是小流氓一时激动要跳桥表决心,还可能是母亲在激烈的反抗中把小流氓搡下桥。母亲在这里用的是春秋笔法,笔下并无憾意,只依稀残存有昔日的惊慌。大水淹没了那个年轻人。母亲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跟在后面的生父看到这一幕,便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走入母亲的生活。因为生父的要胁,母亲不得不忍辱屈从,与最可爱的人分了手。母亲写到这里的笔迹发了抖,纸上还洇有一摊摊泪痕。日记里夹有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母亲美得像丝绸一样。
一个得意猖狂的精子与一个郁闷悲伤的卵子结合了。我来到人世。母亲当然不会给我好脸色。母亲给我哺乳时,恶狠狠地把乳房塞入我嘴里。若我咬痛她,她便一个耳光打过来。我若是呛了,她宁愿把乳汁挤在地上,也不愿意用它们来喂饱我,任凭我饿得在地上翻跟斗。三个月后,母亲拒绝再给我哺乳。邻居看不过眼,说没见过做妈的有这样心狠的。我才得以有一口稀饭吃。那是什么样的稀饭啊!不要说插一根筷子不倒,拿来当镜子也嫌光亮。我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这个不欢迎我的世界里,体重不比一只猫重多少。因为捡到一粒用糖纸包裹的石子儿,便急不可待地把它塞入嗓子眼,哽住了,两眼翻白。母亲看了我一眼,当没看见,径直进屋。醉熏熏的生父跟进门,大怒,拽住母亲的头发,提起膝盖猛撞。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还打得欢。我把手指伸入嘴里胡乱地抠,哪抠得出来?手指太短了。我摸起地上的一根细树叉,往喉咙里戳。老天垂怜。那粒石子儿竟然被我这样撬出嘴。我吐出满口的血。被生父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飞来一脚,说我这个畜生,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丢人现眼?母亲嚎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心里被猫抓了一样难受。那时的我又怎么能理解这些大人的恩怨?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成了畜生。
我离家出走了。也谈不上离家出走,不过是想找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我去了县汽车站,在破烂的长条椅上躺了一晚,等天色蒙蒙亮,睁开眼,看见一张短头发女人嫣然的脸。女人问我爸妈在哪。我说他们在家里打架。几个大人嗤嗤发笑。好像我说的是笑话。一个王八蛋还插上一句,“是不是你妈在下面,你爸在上面?”我扑过去,试图从王八蛋手臂上咬下一块肉。女人拦住我,把我送回家。她是好人。可好人没好报。这怨我。我不该再去找她。我知道她是县医院的医生,就找到她的集体宿舍,没事坐在门口用苍蝇喂蚂蚁,用树枝拨蚯蚓,或者拿块瓦片在地上勾勒各种疯癫癫的图案。我也画她的大眼睛与短头发。
我喜欢女医生。她住的小屋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大的地图。
她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移动。我跟着她细细长长的指头在中国旅游。
南方的天空飘着吴侬软语,戴斗笠的农人牵着牛赤足行走在田埂上,河流在碧绿的田野上打出蝴蝶结,银子一样闪闪发光。林子里盛满鸟叫。鸟叫声让性格最急躁的人也心平气和;
东方的大海澄清剔透,海面飘满肥美透明的海蜇。岩石罅隙里的螃蟹挥舞大钳。大小黄鱼在水底悠然来往,闲谈着龙宫太子与哪吒的那场争斗。有福气的人能看见海天一线间的海市蜃楼,那是天上的街市,那里没有谎言、欺骗、烦恼;
西方的山峰比天空还要高,山巅终年积雪,连鹰隼的翅膀也没法抵达,却有一只豹子风化的神秘尸体。有的山不停地吐出浓烟与岩浆,那是唐僧取经时路过的火焰山。孙行者手中的芭蕉扇并未彻底熄灭大地深处的火种。沙漠里虽没有一丁点绿色,但出产最耐苦寒的马。它们扬鬃奋蹄,与地平线一起消失在远方;
至于北方,那更让人心驰神往。雪花比席子还要大。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在冰上凿洞,鱼会从洞里一只只跃出来。河边的树上挂满冰霜。幸福的人们坐在热炕头上,讲故事、剪窗花、纳鞋底,边做游戏,边在火盆里烧烤着土豆、地瓜、黄豆粒、苞米粒。一股股的香味在屋子里飘荡,整个世界又甜又香。
女医生让我对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充满好奇。我迷恋上这张地图,去她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根本不怕父母亲的打骂。我不想回家。她那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的小房子是我的天堂。只要看见它,哪怕是坐在医院后边的山坡上,我的身体里也会出现燃烧的火把。母亲找来了,在医院门口破口大骂,言词很有点不堪,还动手扯落她几绺头发。我很伤心,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她不是希望我早死吗?为何还要管我?也许我只是一件归母亲所有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想怎么砸,就怎么砸,哪怕砸烂了,也没关系,但让别人拿走了,就不对,得弄回来——过去,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理解的。
有一天,女人吃药死掉了。我想了很久,在母亲做的稀粥里拌入一袋老鼠药。这是我捡来的。当我掌心捏出汗时,一只该死的猫跑过来,打翻桌上的碗,舔过几口粥,伸直腿,身子比铁都硬了。生父瞟了母亲一眼,变了脸色;母亲瞄了生父一眼,眉毛跳起来。那天晚上,他们没打架。这让习惯在他们摔锅砸盆声中睡去的我失眠了。我非常沮丧,听见生父在屋子里长吁短叹,母亲坐在门外的矮凳上痴痴呆呆。月光照着他们。他们的体内迸出一道道光线。生父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棍子,母亲身体里跳出来的光线是匕首。棍子打在母亲身上,匕首插入生父的胸膛。几天后,生父死了。又过了半年,母亲改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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