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充满了痛苦,连曼陀罗都无法呼吸。它们成排地在藤蔓上萎缩,不知不觉地在瓦莱里安的视野内凋零。他坐在花房里,淡忘了一切,只对一九五○年他第一次听儿子的歌声那件事记忆犹新。
这些年来,他认为她嗜酒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睡眠要戴眼罩,做事笨手笨脚,假期的美容浴,不爱交往,昏睡不醒的早晨,夜晚的哭泣,暴躁易怒,匆匆敷衍的甜蜜母爱。他认为她酗酒——私下里喝很多,这就是她当他的面只喝葡萄酒和雪利酒的原因。不嗜酒的人才会喝真的酒;而私底下的酒鬼则会在各种场合喝夏布利白葡萄酒——或许这只是他的看法。但他巴不得这是真的。知道她从未酩酊大醉,从未“精神不正常”,从未不省人事,从未宿醉不起,从未因经久未饮而狂躁让他伤心欲绝。他能够接受醉酒,事实上早已接受,因为他相信那是真的。比起得知一个漂亮(还非常和善)而清醒的年轻母亲酷爱看她自己的婴儿流血,其他什么问题都得算好的了。爱之过甚。有一次把自己锁在卫生间,手中握着一把削皮刀,以免自己向那种爱屈服。不过这也没什么。没有把孩子从房间这头扔到那头,或者抛出窗外。没用开水烫,没挥拳打。只是在孩子的细皮嫩肉上拿小针美妙地扎扎而已。“美妙”,这就是她用的字眼。“我知道那样做不对,知道那是坏事。但这件事有点美妙。”她是这么告诉他的,就在那天大家都离开之后在餐桌边亲口大声说的。他听后两膝发抖,不得不重新坐了下去。黑人们全都走出了餐室,像灌木和树木一样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俩还留在枝形吊灯的光亮之中。她站在他身旁,面颊在挨了昂丁那记耳光后已恢复了苍白,头发蓬乱却很美丽。她站在那里平静地述说这一切,他同意她的观点,觉得那可能是也应该是真的——是美妙的,如果他能抄起鹅的尸体旁边的浅盘里的切肉刀在她那张令人倾慕的可爱面孔上划上一道,那一刹那也会很美妙。美妙。确凿而美妙的。但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双膝在发抖,手指在桌布上战栗。他不愿看见他的手打战,但他也不愿看她的面孔。他想过——如何或者是否应该不再看她而只看自己的手。他下不了决心,也移不开他凝视的目光。但在她说这番话时,他是想过的。“那很好玩,我要看看针扎下去的痕迹,听听他的哭叫,但不知怎么,我不相信他会那么疼。”她管那叫“痕迹”。她看到了痕迹。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疼”。就像实验室里的一名助手切掉一只被麻醉的可爱的小白鼠的脾。
突然之间,他完全清楚了该做什么:到他那儿去。到迈克尔那儿去。找到他,触摸他,摩挲他,把他搂在怀中。现在就去。他想站起身,但他那双麻木的腿没有一点力气。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他说,“不能。”
她便住了口,怀着全然的理解和彻底的耐心看着他。他还是站不起来。她对此也很理解,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出了房间。“以后吧,”她的脚步声似乎在说,“当你更坚强一点的时候,我会对你说的。跟你分享。让这件事成为我们共有的。”
瓦莱里安没有动。我永远都不会有那么坚强,他想。永远都不会坚强到可以去听那件事。我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就去找他。等我从这张餐桌旁走开,就要二者取其一,没有中间选择。我绝不能再听下去了。
当西德尼身穿睡袍、睡裤和拖鞋返回餐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瓦莱里安坐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腿和手指终于不再颤抖。
“您该到楼上去睡觉了,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微微摇了下头。他要是上了楼,恐怕就再也不会下来了,而要是站起身,他只有去死或者去找迈克尔。
“去休息一下,到早晨再去想事情。”西德尼说。
瓦莱里安点了点头。
餐桌还保持着西德尼搀扶着抽泣的昂丁走出去时的模样。在他帮助昂丁脱下衣服躺倒在床、按摩着她的脚直到她入睡的这段时间里,没人动过桌上的任何东西。但他根本睡不着。大海在他和妻子周围展开。他们在海中漂流,如果从这座岛上搬走,就再也没有可以上岸的地方。他们没有住宅,没有自己的地方。一些证书有点价值,但没有积蓄。只有一个妻子被他妻子打过的人在遗嘱中允诺会为他们留下后路。西德尼着手清理餐桌,把东西堆放在侧桌上。心里悬着的事实在放不下,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了。
“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抬起昏暗的眼睛,但没有说话。
“您打算让我们走吗?”
瓦莱里安盯着西德尼,想先对好焦点,然后再去理解对方的问题。
“什么?”
“我和昂丁。您打算让我们走吗?”
瓦莱里安把前额放到手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而西德尼一时间只能满意地听着那从远处模模糊糊给出的回答,瓦莱里安则托着头,重新陷入西德尼尝试穿透的那蜡般的恐惧。第二天清晨六点,他依旧待在那里。他的眼睛终于闭上了,他的头脑慢下来,偶尔才怦然一响。他醒来是因为生理要求。不是死,也不是乘上飞机去找他儿子,而是要上厕所。于是他从桌边走开,靠着那双无力的新腿爬上楼梯。一旦满足了那种生理需求,可以想象,就会去满足别的:洗洗脸,刷刷牙,用双手向后梳梳头发。他脱下鞋,拿着鞋坐到了床上。洗衣房水池下的漂亮男孩因为不会说也不会哭只能唱的那幅画面——他不知道任何能描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的词汇,只好唱着“啦,啦,啦,啦,啦,啦”,那幅画面整夜萦绕在瓦莱里安脑海里,即使在一阵阵的浅眠中也没有离去,直到早晨还停留在他没脱袜子的双脚之间。
瓦莱里安想到,我得为此哭泣。我得为此流泪。但不是泪水,上帝求求您,但愿是血。我得为他的伤口流下血泪。但我需要许多条生命,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的生命,一条生命对应一处伤口,一条生命对应一次淌血,一处灼伤。我需要流尽终生的血泪来对应每一处创伤。之后还要更多。一条又一条生命对应那,那,那,那处。伤口。深深的、永恒的小男孩的伤口。不知何时留下,永远不知什么原因,永远无法启齿,更不用说靠头脑来想通的伤:他在这世上全心依靠的一个人——他甚至不可能选择不爱的一个人——怎么会对他下这样的狠手。作为一个幼小的男孩,他最终可以相信的只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被这样对待,否则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这世上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世界被想象、凭空捏造或者偶然形成,更不用说,说,说,说被创造出来。而他是对的。这世上不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的世界存在。因此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世界。而应该是别的什么。我在其中生活过,我也要离开它奔赴死亡,但它不是世界。也不是生活。是别的什么。
这总算让他舒服了一些,因为他知道,不管这种事是什么,反正它不是生活。他达到了一种茫然、空白、毫无感情的境界,他希望它能支撑他直到他流出血泪。直到他的心苏醒,为着唯一的目的一路压送着血液:在他生活的千年中一刻不停地从眼中溅出血泪。
那天早上玛格丽特醒得非常早,夜里她做了该做的梦:那是说不出口的。她马上起了床。当众受辱之后痛快的解脱,颈手枷似的实在的安全感,她的身体都还保留着。如同被竭力追捕后终于就擒并被扼住喉咙,她看上去反倒平静了,露出了那种新闻照片上会给人留下傲慢自负或至少是不知悔改的印象的表情。那种平静来自发现一切终于结束的轻松。各个部件均已复原,终于可以叹着气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没有逃脱处罚。”她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过,这不是需要她解决的问题。那是将来的事,而她的当务之急是揭露过去的事。眼下她得洗头发,使劲洗,在头发上堆起山一样的肥皂泡,再一遍遍冲洗。然后她就坐到太阳底下,对她所知的一切护发要领全然不予理睬,就这样把头发晾干。
十字树林成了一栋布满阴影的住宅。成双成对的人要么囚禁彼此,要么分道扬镳,他们心灵的低语与雏菊树的梦分庭抗礼。吉丁和儿子一起走了,在密谋些什么。西德尼和昂丁走在碎玻璃上,忧心忡忡,愤怒而又阴郁。一会儿互相埋怨,过后又彼此抚慰。瓦莱里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花房始终无人照看,邮件也没人读。沉寂压迫着大丽花和仙客来,因为再也没有音乐来滋养它们。西德尼把几份午餐端到桌上,但餐室里不见人来。吉丁和儿子在冰箱里搜寻过——一对共犯。玛格丽特只在早餐时来喝了咖啡。西德尼把盛有心不在焉地准备好的三明治的托盘送到瓦莱里安的房间,结果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
玛格丽特把事情零零碎碎地告诉了她丈夫。她一点点地、挤海绵似的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他们俩走上楼梯时空气中飘着这样的句子:“没你想的那么频繁,而且在每一次之间,我们俩还是享受了很久的快乐时光。”但他已经踏进了他的房门。又有一次,她说:“不要设法说服你自己我不爱他。他对我来说比生命还重要。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她不得不重复这句话,因为他的背影飞快地消失了。他那双昏暗的眼睛根本不朝她这里看。她告诉他的都是只言片语,碎得让他可以一口吞下,因为她所有的词汇不足以描述她所知所记的事情。因此她没办法也没理由来描述那些日落后街上无人走动的漫长而寂静的日子。当然,有些杂志可以期盼,但无论《生活》还是《时代周刊》都无法填满一个上午。这种事就是从这样的一天开始的。她只做了一次,一次偶然的错误,然后就有了第二次,后来就成了她期盼的,抗拒的,屈服的,计划的,害怕的,忘记的事,因为事后她就发现了原因。她被婴儿的种种需求惹恼了。有些时候,她没法不限制这种需求的存在;制止他对她最好的和持续的自我所做的要么含蓄要么直白的要求。她无法描述她对他无休止地寻求安全的胃口的厌恶——一个婴儿的自以为是简直是罪孽:他睡觉时要有人在身边,他醒来时要有人在身边,他饿了要吃东西就该有人在他眼前变出食物。所以她把那些中听的部分告诉了他:她无法控制自己——这是真话,因为当她对那种无止境的傲慢、那种愚蠢的信任感到恼火时,她就忍不住要把针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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