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1页）

我得再谈一下凯切尔，这次要详细得多。

从流放回来，我发现他还是住在莫斯科。看来他已与莫斯科结了不解之缘，无法分开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迁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满六个月便走了，重又出现在涅格利纳河畔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中，向打台球的军官们宣传自由思想，教演员们演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管头管脚地爱护从前的老朋友们了。不错，他现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这些人；但是，虽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训他们，在心灵深处他还是只有我们。

他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但仍完全像一个老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从各方面看，凯切尔属于那种古怪人物，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国的边缘地带繁殖起来的，1812年后尤其多，他们像这个俄国的后遗症，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副产物。他们脱离了那条艰难困苦、光怪陆离的共同轨道，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途径，他们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这被牺牲的行列中，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不全是奥涅金或佩乔林，不全是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有的勤勤恳恳，但一事无成——他们是失败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画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些来自生活的独特面貌，但是众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笔。他们决非相似的动物，统一的商品，他们来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气质，如果说他们有互相贯通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他们的共同灾难。端详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从那里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农奴，那流露在脸上的没有发出的呻吟，那驶向西伯利亚的马车，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头发的额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头盔、肩章和帽缨……总之，一个彼得堡的俄国。他们的灾难来自它，可是没有力量改变它，也没有力量摆脱它，或者促进它。他们想逃离这个背景，可是办不到，他们的脚下没有土地，他们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语言……也没有肯倾听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这种丧失平衡的状态中，不易产生实际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的人，却能产生许多奇人怪物，这些人身上有好的、纯粹人的东西，也有同样多的不和谐的、反常的东西。

凯切尔的父亲是器械制作师。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为人也正直无私，但很早去世，留给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败落的家业。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谈不到什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讲过了。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4。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埋头读书。

但埋头读书对凯切尔是不够的。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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