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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二章（第1页）

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到那里去！1

1840年我与别林斯基和解之后，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之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分歧。差别是有的，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来自共同原则的东西还是主要的。它是否能永远保持不变，我没有想过。但我们必然会到达那个界限，遇到那些障碍，于是有的人跨了过去，有的人却被拦住了。

过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发现，从同一些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欢它们。

起先这些争论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例如，列德金竭力从逻辑上论证精神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便取笑他，说这是小俄罗斯人的固执。谈到这里，我想起和蔼可亲的克留科夫最后讲过的一句笑话。那时他已病重，我与列德金坐在他的床边。这天天气阴沉，突然电光一闪，接着雷声大作。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帘。

“为什么要放下窗帘？”我问他。

“放下的好，”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绝对精神的个体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没，万一这个个体要用雷电打他的时候，便看不到他在我这儿了。”

可以想见，观点上的这种实质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说笑阶段。

在我当时的日记中，有一页上写着下面这几句话，它们显然不是无所指的：“私人关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见。由于尊重人们的某些优秀品质，我们往往放弃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必须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泪，在卡米尔·德穆兰的判决书上签字。”2

这种对罗伯斯庇尔的毅力的赞美，已经孕育着1846年剧烈争论的种子。

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们注定要发生，骑了马也无法逃避。这是认识道路上的花岗石障碍，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它们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跃跃欲试。彻底的自由主义必然使人走到面对社会问题的一步，科学也是这样，只要一个人信赖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会把他带到这古老的礁石上；从古希腊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尔，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过这经历。但大家不是简单地说明问题，而是几乎都想回避它们，结果徒然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新的符号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们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们不敢驶近它们，便自我安慰，说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觉中的雾影。

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们的力量和意志，况且他们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我与他在辩证法的迷宫中打转，最后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他们眼前却有我们的先例，手中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最后也只得相信了：我们的友人们尽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论证方式，实际上与他还是比与我们更为接近，他们的思想虽然独立不羁，有些真理却是他们所害怕的。除了别林斯基，我与所有的人，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距离都逐渐远了。

我为这发现悲痛万分；使他们绊倒的门槛，一度曾形诸谈笑，现在却再也不能提了。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明确我们理论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经察觉了，他们是非常接近我的观点的。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的青年，都竞相阅读我的《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论研究自然的信》，连神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后面这一点，我是从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处听到的，因为菲拉列特向他大发牢骚，威胁要采取精神防卫措施抵制这类有毒的食物。

大约在这同一时候，我从其他方面也听到了它们在教会学校学生中获得的成功。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这里谈几句。

我认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神父，他的儿子大约才十七岁，几次来找我要《祖国纪事》。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乎什么也不讲，红了脸，显得手足无措，拿了书便匆匆走了。但他的脸聪明而开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后我打破了他那种缺乏自信的稚气，与他谈起了《祖国纪事》。他非常仔细和孜孜不倦地阅读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学论文。他告诉我，高年级学生怎样如饥似渴地读我对各种体系的历史叙述，他们在受到布尔梅斯特和沃尔弗4的哲学的熏陶之后，读到我这些文章感到多么惊讶。

青年人从此不时来找我，我有充分时间考察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

“毕业后您打算做什么？”一天我问他。

“出家做教士。”他红着脸回答。

“要是您想当教士，那等待着您的命运，您认真考虑过吗？”

“我不可能选择，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从事世俗职业。我会得到充分的时间来读书。”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说，“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见坦白告诉您。您的谈吐，您毫不加以掩饰的思想方法，您对我的著作的赞许，加上我对您的命运的真心关怀，以及我的年龄，使我似乎有权对您说这些话。穿上教士的长袍之前，您要郑重考虑。脱下比穿上难得多，可是穿着它很可能使您感到窒息。我向您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您说，您学的神学中是否有一条教理是您绝对信仰的？”

青年人垂下视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不能在您面前撒谎——没有！”

“我知道这样。现在您想想您的未来吧。您这一辈子不得不每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撒谎，背弃真理，而这是违反宗教精神的罪恶，一种明知故犯的、有意识的罪行。您当得成这种两面派吗？您的全部社会存在都将成为弄虚作假。您有何颜面面对诚心祈祷的人，如何用天堂和灵魂不灭来安慰垂死者，如何为人赎免罪过？何况还要您开导分裂派教徒，审问他们！”

“这多可怕！多可怕哟！”青年人说，垂头丧气地、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我来找您是为了告诉您，”他说，“您的话，我再三考虑过了。您完全正确，我不能担当神职。您放心，我宁可当兵也不做教士。”

我与他热烈握手，答应有机会时尽我的力量劝他的父亲。

这样，我也为挽救一个生灵尽了我的责任，至少我为他的得救出了力。

大学生的哲学倾向，我看得更清楚。1845年，我听了整整一学年比较解剖学。在课堂和解剖室中，我认识了新一代的青年。

他们的倾向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是彻底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皇村学校学生都是这种倾向。尼古拉那疑神疑鬼的、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把皇村学校撵出了美丽的花园5，但它仍是培养人才的伟大温床，普希金的遗言，诗人的祝福，比政府野蛮粗暴的打击更强大。6

我要为来到莫斯科大学的皇村学校学生欢呼，这是新的坚强的一代。

就是这些大学青年，怀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迫不及待的心理，投入了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主义新天地，以他们朝气蓬勃的清醒意识看出了我是怎么讲的，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的分歧又在哪里。他们热爱他，但是开始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了7。他们无疑希望我说服他站在我们一边，认为别林斯基和我才是他们的哲学观点的代表者。

这样到了1846年。格拉诺夫斯基开始了新的公开讲学。整个莫斯科重又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他那娓娓动人的、含意深刻的讲演再度震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第一次讲学的饱满热情和兴奋情绪已大为逊色，仿佛他疲倦了，或者某种他还不能掌握的思想占有了他，妨碍了他。我们很久以后看到，事情确实这样。

在3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急匆匆跑来报告：奥加辽夫和萨京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已几年不见，也很少通信，不知他们……怎么啦？我与格拉诺夫斯基怀着激烈跳动的心赶往他们所在的雅尔饭店。啊，这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变得多了，胡髭那么长，几年不见……我们问长道短，开始闲聊，虽然心里想讲的是另一些话。

我们小组的人终于又几乎全部会面——现在又可以像从前那么生活了。

1845年夏，我们住在索科洛沃的别墅中。索科洛沃，这是莫斯科县美丽的一角，离城二十来俄里，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旁边。我们租了那儿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围像一片花园，一直铺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边是我们大俄罗斯种满庄稼的辽阔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优美风光，难怪主人把那儿的一所亭子题名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来属于鲁缅采夫伯爵家。他们在18世纪是豪富的贵族地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短处，在欣赏能力上他们却高人一等，为他们的后辈所望尘莫及。莫斯科河边这些古老的贵族庄园和乡村无比美好，尤其是那些还未经最近两代子孙改建和翻修过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过得很愉快。没有出现过遮没夏日天空的任何浓厚乌云；在这花园中，我们尽情工作，尽情玩乐。凯切尔的唠叨少了，虽然有时他还要把眉毛扬得老高，带着强烈的表情说一些叫人难堪的话。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几乎每逢周末必然来耽搁一夜，有时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谢8也租了一所别墅，离我们的不远。他常常徒步走来，像拿破仑在朗伍德那样9戴一顶阔边帽子，穿着白上衣，手提一篮采集的蘑菇，说说笑笑，唱些小俄罗斯曲子，讲几则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终生为世界的罪孽以泪洗面的约翰10，听了这些故事也会破涕为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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