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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一章（第1页）

克鲁季茨兵营——宪兵的闲谈——军官们

皇上到达后，大约过了三天的一个深夜（为了不惊动公众，这类事都是在夜间干的），一位警官来找我，命我收拾东西跟他出发。

“上哪儿？”我问他。

“到了那儿您就知道了。”彬彬有礼的警官聪明地回答。这以后我当然不再说什么，收拾好东西跟他走了。

车子跑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驶过西蒙诺夫修道院，停在两扇笨重的大石门前面；两个背卡宾枪的宪兵在门口踱来踱去。这是克鲁季茨修道院，现在已改作宪兵营房。

我给带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文书、副官、军官，都穿着清一色的蓝制服。值班军官头戴钢盔，全副戎装，请我稍候一下，看见我拿着烟斗，甚至建议我不妨抽一会儿烟。这以后他写了犯人业已送到的收条，交给警官，然后走了，回来时带来另一个军官。

“您的房间安排好了，”后面那个军官对我说，“走吧。”

一个宪兵给我们照亮，我们下了楼梯，穿过院子，走进一扇小门便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点着一盏灯；两旁有一扇扇小门，值班军官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里是一间小小的守卫室，它后面有个小房间，那里潮湿，阴冷，有一股地窖的霉味。带我来的军官肩上是有穗带的，他操着法语对我说，他很抱歉，不得不1搜一下我的口袋，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娓娓动人的这一番话之后，他心安理得地转身向宪兵使了个眼色。宪兵当即把粗糙的、大得惊人的巴掌伸进了我的口袋。我向彬彬有礼的军官表示，这完全没有必要，我自己会把每只口袋翻给他看，不必采取强制手段。何况监禁一个半月之后，我还能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警察局里是怎么回事。”肩上有穗带的军官扬扬得意地笑笑说。

值班军官也露出了讥刺的微笑，然而他们还是吩咐宪兵，只要我把全部东西掏出口袋，让他们看一下就成。

“请把您的烟草倒在桌上。”那个表示抱歉的军官说。

我的烟袋里有一把铅笔刀和一支铅笔，用纸包着；一开头我就想到了它们，一边跟军官谈话，一边玩弄烟袋，直到小刀落进我的手掌为止；我在布袋外把它捏住，大胆把烟倒在桌上，宪兵又把它倒回袋中。小刀和铅笔保存下来了——肩上有穗带的军官瞧不起公开的警察，这对他是个教训。

这件事使我沾沾自喜，我便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观察我的新居。

这些僧侣的隐修室深入地下，是三百年前建造的，现在成了世俗的政治犯的隐修室。

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但没有褥垫，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大杯水，椅旁有一个大铜烛台，点着一支细细的油脂蜡烛。屋里潮气袭人，寒冷彻骨。军官关照把炉火生起来，然后大家走了。宪兵答应送些干草给我，我暂时便用大衣当枕头，躺在空空的床上抽烟斗。

过了一会儿，我便发现天花板上爬满了蟑螂。它们好久没见到灯光，现在从四面八方向亮处汇集，挤来挤去，乱作一团，有的掉到了桌上，慌慌张张在桌边乱窜。

我不喜欢蟑螂，正如不欢迎一切不速之客一样。我的这些邻居叫我非常讨厌，但又无可奈何——对蟑螂生气是没有用的，只能安心住下。幸而过了两三天，它们都爬过板壁，去跟宪兵做伴了，因为他那儿暖和一些，我这儿只是偶尔光顾一下，一只两只的，动几下触须，马上又退回隔壁取暖了。

我向宪兵提了几次，他还是把炉门关着。我觉得很不好受，头脑昏昏沉沉的，想下床敲宪兵的门；我确实站了起来，但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

……我苏醒时躺在地上，头痛得厉害。一个高高的白发宪兵反抄着手，站在旁边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仿佛那种青铜工艺品中注视着乌龟的狗。

“先生，煤气把您熏坏了，”他见我醒来便说，“我给您拿了点姜和盐来，还有克瓦斯；我已经给您嗅过盐了，现在喝克瓦斯吧。”

我喝了，他把我扶到床上。我觉得屋里太闷，窗是双层的，又没气窗。宪兵上办公室要求让我到院子里走走；值班军官命令转告我，上校和副官都不在，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只得留在有煤气的屋子里。

在克鲁季茨兵营，我也很快习惯了，每天学一点意大利语法，看看闲书。起先管理相当严格，晚上九点，最后一遍号音一响，宪兵就进房来灭了蜡烛，关了门，上了锁。从十点到次晨八点，我只能坐在黑暗中。我从来不能睡很久，狱中没有任何活动，四小时睡眠已绰绰有余。这没有烛光的漫漫长夜是多大的惩罚啊！何况走廊两头的哨兵每隔一刻钟，总要拉长嗓音，大声互相呼叫：“听—听—着！”2

过了几星期，谢苗诺夫上校（他的姐姐便是那位后来成为加加林公爵夫人的著名女伶3）准许我留下蜡烛，但禁止用任何东西遮住那扇比院子还低的窗，让哨兵可以看到犯人在干什么，同时命令不要再在走廊上喊“听着”。

后来城防司令又准许我们使用墨水，在院子里散步。纸张计数发给，条件是每张必须保持完整。散步一天一次，周围由哨兵布防，并有一名宪兵和值班军官在旁监视。

日子过得单调，平静，军营的严格作息制度使日常生活带上了机器的精确性，像格律诗一样有规律。早晨，我由宪兵帮忙，在炉子上煮咖啡；十点钟，值班军官到了，他戴着大翻边的手套和钢盔，穿着大衣，佩着铮铮出声的军刀，还带来了几立方英尺的寒气。一点钟，宪兵送来一块脏餐巾，一碗汤，这碗汤他总是端在碗边，以致他的两只大拇指显然比其他手指干净得多。我们的食物还可以将就，但不应忘记，伙食是要收费的，一天两卢布纸币，九个月监禁对没有钱的人是相当大一笔开支。有个犯人的父亲简单回说，他没有钱；但得到的是无动于衷的答复：这些钱可以从他的薪金中扣除。如果他没有薪金，很可能他会因此坐牢。

应该补充一点：城防司令部军需处为我们的伙食拨给谢苗诺夫上校的是每人每天一个半卢布。这事几乎闹出乱子：司令部的副官们吞没了这笔钱，但是他们在戏园里定了几间包厢，请宪兵营看了几回首次公演的精彩好戏，事情就了结了。

天一黑，这儿就鸦雀无声，既没有士兵在窗前雪地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也没有岗哨遥相呼应的喊叫声。我通常看书看到一点，然后吹灭蜡烛，进入自由的梦乡；有时蒙眬中觉得，仿佛监狱，宪兵，都只是一场噩梦，心中暗喜这一切均属子虚乌有，可是从走廊上蓦地传来了军刀的磕碰声，或者值班军官在提灯的宪兵陪同下开门的音响，有时又听得哨兵在用粗野的嗓子吆喝：“谁在那儿？”或者尖厉的起床号音在窗外划破宁静的晨空……

每逢心烦意乱，不想读书的时候，我就跟看守我的宪兵们，特别是那个给我医过煤气中毒的老宪兵谈天。上校为了表示关心部下，安排一些老兵管理犯人，做些省力的工作，免得他们站队出操，又派了一个上等兵，一个暗探和骗子，作他们的头头。担任这职务的老兵共有五六个。

我讲到的这个老汉为人单纯，忠厚；人家待他好一点，他就感激涕零，看来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他参加过1812年的战争，胸前挂满奖章，现在已超过服役期限，只因无处存身，才自愿留下的。

“我两次往莫吉廖夫省的家乡发了信，”他说，“可是没有回音，看来家中什么人也没啦。有时回到家乡就这么可怕，你人是到了那里，可是无家可归，最后仍旧只好到处流浪，算了吧。”

多么残酷野蛮的俄国兵役制度，它那骇人听闻的期限！在这里，个人总是牺牲者，得不到一点怜悯，谈不到丝毫报偿。

老菲利蒙诺夫有个奢望，想学懂德语——攻占巴黎之后，他在俄军的冬季宿营地学过德语。他想出了一套办法，把德文单字按俄语字母拼音，例如把马称作费尔特，把蛋称作耶雷，把鱼称作皮什，把燕麦称作奥别尔，把薄饼称作潘库希。

他的谈话总是那么纯朴，使我悲哀，也引起我的深思。1805年与土耳其作战时，他驻在摩尔达维亚，在一个连里当兵，连长是世界上最和气的人，把每个兵都当儿子一样关心，打起仗来总是冲在前面。

“他叫一个摩尔达维亚女人给迷住了；我们看到连长心事重重，您猜怎么啦？原来他发现那个娘们跟另一个军官勾搭上了。一天，他把我叫去，还叫了另一个弟兄——也是个出色的兵，后来在小雅罗斯拉维茨给打断了两条腿。连长对咱们说，那个摩尔达维亚女人欺侮他，咱们肯不肯帮他个忙，教训她一下。咱们说：‘为什么不肯，咱们是随时愿意替您老出力的。’他道了谢，指指军官住的屋子，说：‘你们夜里埋伏在桥上，她一定会去找他，你们就悄悄地把她捉住，丢在河里。’咱们对他说：‘可以，大人。’我就跟那个弟兄准备了一只麻袋，坐在桥上；到了半夜，摩尔达维亚婆娘来了，咱们对她说：‘太太，急急忙忙上哪儿去啊？’跟着就朝她脑瓜上干了一下，这宝贝儿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给装进了麻袋，丢到了河里。第二天，连长去找军官，对他说：‘您不必生摩尔达维亚婆娘的气，她给咱们扣留在那儿啦，就是说，在那河里；至于您，咱们可以玩一下军刀或手枪，随您的便。’两人便动手厮杀。咱们的连长胸口给狠狠砍了一刀，从此病病歪歪的，这个可怜的人过了三个来月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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