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 海外关系（第1页）

一1938年

鹤棠轻易不跟妹妹“相骂”，可一旦吵起来照例连渡也懒得摆，弹出眼珠子就拣狠的说：“看看你自家面相，克死几个小的不算，连姆妈都不放过。”

风向一转，煤球炉上烟气蹿升，鹤香脸上的点点泪光也不知是呛出来还是气出来的。“阿哥你不讲道理……自己东投西撞的都不得意，就拿我撒气。”

“姆妈说算命都是要瞎子来说才作得准。这一个眼睛不瞎，嘴里倒句句瞎讲，也就是你当圣旨一样地听……”女人家就是不识数，放句狠话原是要她闭嘴，她偏从滚烫的水里捞陈年蚕茧，顽强地抽出话头，扯成丝丝缕缕——难不成鹤香去丝厂做工，手指上成天起泡不算，连嘴也跟着学老了？难道非要逼着他，学着算命先生的样子，把她拉到镜子跟前，在那两根长到中段便陡然淡下去的眉毛上指指戳戳？“命硬，命硬，贼骨挺硬啊，”算命先生说，“比伊小的孩子都难养……”

岂止难养。姆妈和爹爹一共生过九个，只活了鹤棠和鹤香。最没道理的是老三和老四，眼看着快念学堂，只消旋风似的一场瘟病，便前脚后脚去阎罗府销账。爹爹从英国轮船上下来，铁青着面孔跌坐在灶间，许久才叹一声：“大半年不见，没别的好事，倒挑出一担尸首来给我看。”

生到第八第九轮时，姆妈仿佛从头到脚都给抽空了汁水，一把骨头上贴着层锡纸样的皮，像是糨糊没舍得多用，皱得不成体统。姆妈日子挨得厌气，逢人只说节省用度，洋郎中是铁定不瞧的，连那位算命先生也不准近身。及至东洋人终于从北站打过来，一家人慌忙抛下杨树浦八大头的房子逃进法租界，姆妈便在一路颠沛中半推半就地跟这世道撒了手。鹤棠鹤香都清清爽爽地记得她的临终，倏忽间连皱纹都少了几根，这般轻松坦然的表情，在她脸上已是多年不见了。

鹤棠其实并不相信鹤香的半段眉毛能有这样兴风作浪的本事。他只是不喜欢姆妈幽怨劳碌的面孔，又借着妹妹的絮絮叨叨，从煤球炉上浮现出来。一式一样的宽颧骨，一式一样的睁开眼睛就忧心忡忡：巨籁达路（1）上的房子续租不起，曹家渡的亲戚还没点头让他们搬过去，爹爹给家里的月钱还在路上……总之样样需要担心，样样都是问题，问着问着就把重心落到他自己的营生上去。“你头两年当小学堂的先生，我看就蛮好，结果你做两日歇两日，眼睛一眨，已经换了地方当学徒，什么什么运输馆……”

“是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鹤棠咬着牙说。一年半学徒，撑破天只是些打杂跑腿的活计，在发行所文具柜台把书捆得像炸药包，手指时不时被新书锐利的纸边划出血口。“这也无所谓，做得不高兴了，我一样可以走。大不了，我也去撑船。”

撑船，撑船。鹤棠鹤香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已经把这两个字听熟了。不管是舟山渔村的小舢板，还是现在爹爹和阿舅他们做事的壳牌运油轮，放到宁波话里，一律都是可以“撑”的“船”。爹爹他们，一撑出去就音信渺茫，要翻去大半本日历，家里才会突然被爹爹和他带回来的“货色”塞满。初时跑天津港，回来就少不得顿顿对虾银蚶；后来航线远至花旗国（2），爹爹就会捎来洋奶粉和玻璃丝袜，一叠洋票子是塞给姆妈去换金条的，至于那几个故意轻描淡写的惊险故事，是讲给他惟一的儿子鹤棠听的。

“这一趟倒是让洋人开眼界啦。你猜怎样？我爬到桅杆顶上搞那面旗子，脑袋一昏就跌下来，下面两个大铁锚，中间的空地，也就够一个瘦子躺躺的。无巧不巧我就落在那里，一根毫毛都没伤。三个洋人，不对，是四个，围过来，面孔比平时更白——若是半当中出条人命，哪怕是中国人的命，总归也麻烦的对不对？我爬起来继续干活，他们都想不通，说天上有神明‘看牢’我的——呃，他们是叫‘主’的。洋人一开心做事情就没轻重，没过两天，他们就要我当水手长……”

“爹爹已经撑船撑到了街面上，你倒还要走回头路吗？”鹤香一句话就把鹤棠跑远的思绪又拽回来。爹爹确实说过撑船并非长久之计，他也确实靠着水手长的薪水让姆妈攒下几根金条，赁下八大头一带的半栋石库门房子，当了一阵二房东。爹爹眼光是凶的，宁波乡下不断有半大不小的后生到上海滩来学生意，撑船的，做铜匠的，当红帮裁缝的，厢房天井客堂同时租出去能住十来户人家，自开张以后就没愁过客源。但好光景也就两三年，“看牢”爹爹的神大概又回海上转悠去了，再没空管街面上的事。被东洋人赶到法租界以后没几天，八大头那边就有人来报信，说一把火烧穿了那栋房子，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街面上的日子，哪里会比海上更安全？”鹤棠像是在对妹妹说，更像是对自己说。他心里拿定了主意，先悄悄地跟阿舅商量，等“太古轮船”那边有苗头了，再慢慢跟爹爹交代。

二1983年

门敲响的时候，应该是下午四五点之间。我能肯定这一点，是因为那年我在念小学两年级。时间不会更早，否则我应该还在上课或者放学路上；也不会更晚，否则除了外婆和我，屋子里应该还有别的下班到家的大人。后来，在我那枯燥的、永远在等待着发生什么的童年记忆里，我一直乐于把“我”看成这个家族事件惟一的目击证人，一台躲在暗处的摄像机。开麦拉，门敲响，外婆在开门。隔着十几米远，摄像机先拍到一顶鸭舌帽，它比人先进来。

“你是谁？”外婆劈头问过去。鸭舌帽严严实实地罩着个矮小的老头。他身上的那种格子夹克衫的款式，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很少见。

“见鬼，你连阿哥也认不出了？”老头的嗓子不像外婆那样响，但他的宁波口音——哪里拖长哪里转腔——却是我们听惯的那一路，像是改换了音质的外婆的回声。

“阿哥……哪个阿哥？”外婆的声音骤然小下去。

“杨鹤香，”这下轮到老头猛然拔高嗓门了，“你有几个亲阿哥？”

从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看，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陌生老头，用近乎责骂的口气直接喊外婆的名字，绝对是一件严重的事，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的视线往下移到老头攥着的手杖，以为他会挥起来打人；而事后，回想起来，我又觉得在那样的情境里，他们应该抱头痛哭，按照反映海外侨胞回乡探亲的纪录片的模式，一唱三叹地进行下去。事实上，四年以后，在小学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面对“喜事”的作文题，我确实就是按着这个套路洒了一通狗血，安排“外婆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那篇作文分数不算高，也许是因为假得连阅卷老师都不信。

然而，那一刻，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我的位置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动作和语言。空气凝结在两个矮小僵直的身影之间。摄像机无聊得只能摇几个阳光透过门缝洒在行李箱上的空镜头。箱子的花纹和质地，都不是家里大人出差拎的那种，没有“为人民服务”。接下来，至少有一刻钟，两位主角都没有意识到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老头拎着箱子进屋，外婆去烧水泡茶，谁也不说话。直到水咕嘟咕嘟顶起壶盖，我实在忍不住去扯外婆的衣袖时，她才猛地醒过来，攥住我的手，指着老头的背影说：“昱宁喊人。”

“喊什么？”我轻声问。

“舅公，你亲舅公。”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舅公，很快就成了挂在全家嘴边的惟一话题。比“舅公”或者“娘舅”出现频率更多的词是“香港”。这个近两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见过邓小平之后）我在无线电广播里、在十二寸黑白电视机里反复听到的字眼，突然就跟我们家有了如此切近的关系。关起门来，我妈激动地向我爸勾勒家族树的形状，描述杨家（外婆）和孙家（外公）的近代史。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我只靠耳边蹭到的几句，就轻易拼出了来龙去脉。总而言之，我母亲那一脉，上几辈都是从宁波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出海的船员。他们在这个总人数庞大而交际范围狭小的圈子里互相帮衬，介绍工作，结亲通婚。我的太公跑了大半辈子船，舅公在三十年代末子承父业，到“太古轮船”上当水手。1949年后太古关了上海办事处，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开始还往家里寄钱，想尽办法跑上海航线，后来……故事一到“后来”就索然无味，妈顿了一下，拿不准该怎么说。

对家史的缅怀不时被打断，因为爸妈常常被外婆叫出去到厨房帮忙。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家里的房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飘进来一股股让我肠胃痉挛的饭菜香味。窗外听不到爆竹声，窗里却是比春节更亢奋的气氛。白斩鸡酱油肉炒螺蛳冬笋发芽豆咸菜黄鱼汤，我就傻愣愣地看着它们像变戏法一样从桌子的每一个方向冒出来。姨父被派去采办大闸蟹，因为他有个表亲在菜场里卖排骨，可以领着他去找水产贩子，至少不会短了斤两。我清楚地记得临行前，他的脸被晚霞映得通红，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压低了嗓子问外公：“十五块钱一斤，也买吗？”

“买。”外公也不自觉地压低了嗓子，“你娘舅喜欢的。”

那时候，菜场职工仍然比学校教师吃香得多，买肉买油仍然要凭票，而大闸蟹的黑市价，却在那两年里贵得像现在的房地产一般神奇，吃一顿至少得花掉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街上总是盛传着有人花多少张“大团结”买蟹，却被小贩狸猫换太子，拎回家一看是一篮子砖头的悲惨故事。好像从记事起，家里的餐桌上每每出现面拖梭子蟹，我就会跟着大人的深情回忆，想象一下大闸蟹是何等尤物。奇迹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就在那个深秋的下午——是的，因为有蟹，所以我能确定那是秋天——舅公来了，于是大闸蟹也来了。分配食物似乎是外婆与生俱来的本事，姨父刚从菜场回来，她就拿出了服膺众人的方案：客人吃一对，主人（外公外婆）分一只，而陪同的小辈，各家都分到半只。这半只，每一家都给了孩子。记忆里那天的日光灯特别亮，把家里最大的八仙桌照得伤痕斑驳，把我和表妹表弟——每一个吃蟹的孩子都照得青面獠牙。好吃，我说，这话没经过大脑，甚至没经过味蕾，我觉得它就像那片映红了姨父面庞的晚霞一样，是最赤裸最美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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