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上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佣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
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被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了《天下纸》未完的争论。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而这次的裂痕,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的这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更加头痛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察觉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收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百计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有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封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辽宋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日的《
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硫磺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硫磺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候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硫磺开采有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后,日本的硫磺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硫磺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尽力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的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但是石越并不想用那个方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像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他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他。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他狄家,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能作罢。除此以外,清河的父亲赵仲全与绍圣十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候,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候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了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了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全带到了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了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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