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
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好过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石
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此时赵顼虽然病逝,局势发生变化,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司马光支持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而石越则支持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西南不宁,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搞什么盐债和封建。
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县城,平定了所谓的“陈三娘之乱”。
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在石越看来,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但胜利始终是胜利,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这个胜利,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也是有利的。
不过,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本書轉載拾陸k文學網—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
顶着“知枢密院事”头衔,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平心而论,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损害了冯京的身体。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无法理事。
这对于石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益州目前的局势,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而冯京无论资历、能力,以及与石越的关系,都是理想的人选。如若冯京告病,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
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它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凤——若据冯京所说,则陈元凤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且处事果断,极具魄力。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期间,亲自在附近各州县、村镇覆查案件,接受百姓告发,断案公正,极得民心,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弊,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不仅如此,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赈济百姓;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雷厉风行的打击拒收交钞之事……正是因为陈元凤的这些举措,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高遵惠与陈元凤率领的,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乡兵之类,虽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据城而守,这些厢军、乡兵若要强攻,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但陈元凤的举措,被故意传进城中,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小说整理发布于.ㄧ6k.…
不仅是冯京,连高遵惠的奏折中,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布衣之交”当回事,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象范纯仁一样,做到君子坦荡荡,对他全无成见;更不能象李敦敏一样,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
然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
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他真正的、可以放心的,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石越几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别无选择!”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尖锐的用辞,却没什么改变,“要么做个顺水人情,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来个眼不见为静。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休养生息几年,益州便能恢复过来。没了西南夷的麻烦,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对纸币亦较为接受——只须依样画葫芦,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铁钱,管好几条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钞法、物价,迅速便能稳定下来……”
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而且,潘照临所说的办法,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
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用惯铁币的人们,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更糟糕的是,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
但石越对这个方案不太待
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追求的目标,是将大宋朝各个亚经济区域更好的融合起来,而不是谋求各个地区的经济独立与分裂。宋朝政府此前容许铁钱区的存在,还可以用它一直受困于铜钱的钱荒、铸造铜钱成本过高等来做为借口,石越却不知道他应当拿什么来做借口!
难道益州是个占领区么?连纸币也要另外发行!
但潘照临却无意顾及石越的心情。
“要么,支持一个去益州,便当再送给王安石一个人情。此人自然不能是吕惠卿的党羽,但不论是谁,都是支持大行皇帝开疆拓土的。即使朝廷有意放弃西南夷,他到了益州后,多半也要唱反调。不过,的人将如何恢复益州的元气,那便没人能料得到了……”
“先生以为司马君实会答应让个去益州么?”石越没好气的说道,“他恨不得明天便下令和西南夷议和,后天便颁令撤兵。那地方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那相公不妨去大相国寺烧香,盼着王厚与慕容谦赶紧打个大胜仗——这亦算一法。”潘照临面无表情的说道。
“要烧香有用,我每日烧一车香也成。”提及此事,石越更加气闷,“王厚与慕容谦在汴京的时候倒是信誓旦旦,可花了这么久时间,只打过一次胜仗——何畏之率五十人偷袭一个叛部,斩首十二级,此外便是高遵裕收复了一座泸州空城——我要拿这个‘战绩’去和西南夷谈判么?!”
“那也比吃败仗强。王厚与慕容谦至今没吃过一次败仗。西南夷到底是在本乡本土打仗,从二人的奏报上看,慕容谦几次率兵进剿,都是无功而返——西南夷中,亦有善战之人。他们多半听说过王、慕的威名,只要他们率大军进剿,哪怕丢了老巢,也不肯与他们交锋。但只兵一退,他们立时便又呼啸而返。二人一面稳打稳扎,一面借助何畏之的关系,暗中与叛乱的夷种联络,以图分化打击,这确属上策。只不过……”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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