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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第1页）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陈寅恪热。许多海内外学者撰文演讲，交口称誉陈寅恪这位学术界“传奇性的人物”，认为他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说中的无敌大侠王重阳和金蛇郎君。《陈寅恪评传》、《吴宓与陈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华等高校书店的畅销书，陈寅恪本人的著作诸如《寒柳堂集》、《元白诗笺征稿》、《柳如是别传》等则在图书馆中高效流通，很难借到。一时间，人们耳熟能详的郭沫若、顾颉刚、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与陈寅恪相比，仿佛都黯然失色。这股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的陈寅恪热对文学史研究界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就曾专门请刘梦溪先生为研究生作过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报告。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纷纷“由文人史”，倾斜或转移了原来的学术方向，由文学史转人学术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现代较为明显。这就不免使人产生一系列的疑惑，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到底发生了或者说存在着哪些问题，对“由文人史”现象应该如何理解，文学史研究的性质究竟何在，文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何关系，陈寅恪的魅力对文学史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等等。文学史研究界所经历过的种种“热”实在已经为数甚众，但大多数都浅尝辄止，随即如过眼云烟。这股“陈寅恪热”如果没有与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在经过反思之后达到一种有效的结合，那么恐怕同样免不了沦于读过几本书之后的一种高雅谈资而已。

陈寅恪得到极度重视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人格魅力，一个是他的学术魅力。前者被刘梦溪等学者称为“特操”，指的是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从不“曲学阿世”，“逐队随人”，甘为“不古不今之学”，甘作寂寞孤立之人。后者指的是陈寅恪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语言文字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史考证等方面达到了堪称一流的境界。他的许多成果巳经可以称为定论，或者起到了开辟新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寅恪的人格与学术是断难分为两截的。他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中，而他的学术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发下取得的。陈寅恪的祖辈、父辈皆心系华夏兴亡，其祖父陈宝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亲陈三立乃同光体诗派领袖，兼以文学入世，陈寅恪则是以其学术成就来入世，终生不辍。这样的学术大师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学术，在文学史研究界的确很难推出堪与匹敌之辈。无怪乎今日文学史研究界也一并望其项背，期盼能从陈寅恪身上找到某种力量或者是途径。那么，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也就确实值得一论了。

文学史，究竟姓“文”还是姓“史”？龚定庵说，一切学术皆为史。放在广义的人文科学家族中来看，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史”，是一种专门史。这就要求文学史研究必须遵从一般史学研究的共同规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为“文不离史”。而另一方面，文学史又姓“文”，是整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虽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以文学史为基础和依托，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反过来引导文学史研究的前进。所以，文学史研究又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虽说一切学术皆为史，但文学史不同于经济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矛盾关系。文学是艺术，历史是科学；文学重感悟，历史重理智。正是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这种颇难把握的张力，使文学史研究者不时处于困惑与尴尬的境地。

绝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出身于“文”。他们怀着文学兴趣和文学才华进人这一科研领域，缺少专门而系统的史学功底培训。这便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一种先天不足。不附丽于任何他物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没有一道鸿沟横贯其间。

愈是要深人探究其内部，倒愈是要广泛了解其外部。文学史研究者终于发现自己愈来愈远离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而愈来愈深陷令人心烦意乱的“科学”，学术研究对“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于对“史才”的倚重。于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倾斜，以至发展到完全皈依。但问题在于，史的回归未必就能真正解决文的问题，相反，文学性的淡化和放弃却可能导致文学史研究出现致命的危机。正像号称赚够了钱再回来做学问的人根本不会再回来一样，一头扎进历史大泽的人，也很难再游回文学堤岸了。

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文学史研究者不能不发生或左或右的偏移。不管转向纯理论的探讨还是转向泛历史的思考，都说明文学史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瓶颈”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的学者，也没有真正去在理论上下功夫，而是仍然着眼于非常实际的“工作范式的建立”，仍然走向“以史养文”。于是，相当数量的传统学术大师得到了重新重视，从顾炎武、戴震、章学诚，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所以，陈寅恪热的出现是绝不偶然的。

但是，通览一遍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之后，便会发现文学史研究的最主要病症一不是缺乏材料，二不是缺乏理论，从陈寅恪那里得不到这方面的启发。文学史研究在陈寅恪的映照下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危险隐患是：一无方向，二无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方向，即便是乾嘉之世的朴学时代，毕竟还有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总体方向。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各自为政，盲无适从，所谓学术热点此起彼伏，跑马圈地，各凭兴致。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清楚，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不清楚。如果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时代的混乱，恐怕过于轻巧。陈寅恪经历的混乱时代不可谓不长，但他的学术方向是十分清晰的，或可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概括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的学术虽不是简单明了的“经世致用”，但始终对时代风云有所暗寓，对学术走向有所引导。他的文章、著述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构成一个和谐的矢量整体。任何时代性因素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失去大方向的充分理由。至于问题，更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历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BLOCH）对此有一精辟的见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陈寅恪游学欧美，虽然更多地受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但他的考证只是一学术研究的必要手段的途径，“陈氏深知史家须超越考据，更攀登气象滂沛的著述境界”。他用自己的著述真正创造了一种“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这也正是陈寅恪的学术生命所在。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界，不少人仍围绕着“重新评价”、“打通时代”、“流派研究”等几个已经成果累累的老问题作文章。发现不了新问题，于是便出现两种低层次的研究倾向。一是依靠垄断史料，研究某一比较专门的领域，“庄稼不收年年种”，早晚必成专家。二是借助新奇理论，为旧问题重镀一层金，做空中阁楼式的研究。这两种倾向实际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盲人摸象。既于世无补，又无益于学术本身。正像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计对大量历史著作所批评的那样：“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所以，文学史研究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疾患，才可能从陈寅恪以及其他学术大师那里找到真正的补药。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似乎应该首推他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独立”二字。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结语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既是他对王国维的赞誉，也同时是对自己的要求。“独立”二字，说说容易，要真正做到，有几人欤！而陈寅恪却能够在其“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的晚年，坦然言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里，不曲学阿世的“世”，应当做多层次理解：一指正统权贵之世，二指显学门派之世，三指时髦流俗之世。能够在这几方面做到“遗世独立”，才真正称得起“不曲学”。

陈寅植早年利用其掌握多种东方古文字的优势，考证中亚史地。这是国际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以陈寅恪的超人功力，达到一流水平，并非难事。他中年以后，毅然转向中古文化史研究。他说：“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城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城而观士战者。”这充分表现出陈寅恪清醒的学术独立意识。他做学问，并不看热门，而是“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俞大维说他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余英时称之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颇为缺乏的。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蜂拥热门或零敲冷门的现象十分明显，正中陈寅恪所云“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弊。至于“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觉去追求，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斩成了一块块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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