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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到天津读书（第1页）

与我同辈女子，读书大都是年长后半路出家。我幼时在家，无意中识几个字，最初从壁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学起，喜欢问长问短求个明白，触动了我母亲要我读书之念。家里绝无为我一个人而请教师之理，外祖家、外叔祖家都聘有馆师，但专为诸舅。姨母们即使要读几本书，仅到书房上书，即回内室温习，并不查考认真，母亲不便开口送我去附读。她忽然转念头想起一个人——外祖父的老师周春圃先生，成家得子甚晚，老先生在世不及教儿子，却教过他第三个女儿读书。这位三小姐在家做手工养母，住得离书家不远，母亲去同她商量，命我正式从她读书。我生平第一张书桌是周家三小姐做针线的板台。后来女子读书风气大开，我这位开蒙老师取名振亚，曾到上海务本女学读书，回嘉兴又和我同过学。她母亲去世，我父母为她伶仃，请其带着灵位搬到吾家，灵位设在一间空屋，而她则常与我在一起。我幼时学数学所用《笔算数学》教科书三册，从第一习题到末一习题，不漏一个，都是与她同做的，振亚先生后来出嫁，我母亲代表女宅，她有了孩子还带来见我母亲。

我十三岁以前，未出家门百里，没有见过山，读书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悠然见南山”，常常不胜其向往。十三岁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轮到上海，从上海换海船到天津，经过几千里路，我依然在一无山之城。天津是渤海湾里一个咸滩。因这次读书之缘，我后来曾一再卜居于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时间我们过的闭户读书生活。

我到天津读书是偶然又偶然之事。在嘉兴，我们七八个人的私塾，家长非亲即友，都住在一条街上，除我姨母和我家里，或因人多，或因屋少，没有做过讲堂，其他几家都做过，以在吴家最久；因吴家有一男生，必定要请馆师，且有供先生膳宿的地方。当时我们几个人大半没有目的，得读书已深觉幸运，用功不待家长督促。我姨母敬诚每日要在灯下读书至二更后，外祖母怪她不做女红，她放学后先做弟妹鞋袜，使外祖母无话可说，然后回房读书。我是同学中最不用功的人，喜欢听陈莲史先生谈闲书，注意时事。陈先生有时自言：“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老先生不知为何感触，我却深为同情。戊戌、庚子之事，我们耳熟能详，甚为刺激。我到天津去的上一年，美国禁止华工，中国人抵制美货。这是中国抵制外货的第一次，嘉兴人甚为激昂。后来为国会议员的褚慧僧（辅成）先生，编了歌拿了面盆在嘉兴沿街敲唱“劝人勿用美孚油，改用其他火油，每箱只用十文醋，功效胜于美孚油”等话。我们家里大半还用菜油灯，听劝即停用火油。我一生于用洋货极自谨慎克制，这是初次的刺激。

寒暑不改的在这小天地中，我们有时亦想望嘉兴以外的地方。董文英、周振亚曾到上海一学期，回来说：生活讲究，用费大，读书没有我们认真；她们不再去，我们亦不希望。忽然有一日，上海来的报纸登有官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上海招生的广告；资格是身家清白，二十岁至三十岁尚未成家之读书女子，待遇是学膳免费、依成绩月有津贴，毕业后由学校派往各地尽义务，月薪最低卅元。监督傅沅叔（增湘）先生亲到上海招考，学额是四十名，傅先生的履历亦在新闻里载着。这个广告打动了我们一半女同学，董文英已过二十岁，决定去应考，吴振华年十九，八姨葛敬诚年十八，都报作二十岁不至有问题。董家志华、志新、志中因家长不许，本人亦无意远行。只有我，年纪相差太远，要去而不能，望报兴叹。投考结果，去的三人全被录取，而八姨则高居榜首，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准备行装，外祖父将亲送到沪登船。这时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只有我，平时我因年小得意，这次因年小吃亏。同学走了一半，私塾已经解体，我将何往？母亲平常管我很严，更不在我们身上浪费分文，这次她对我同情，叫我自己打听杭州有个学校，如果好，让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请外祖父带我到沪送行，参观大轮船。严母无论如何藏不住她的慈爱，而且用“大轮船”哄我，还真当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录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长，分住上海三洋泾桥泰安栈、全安栈、长发栈，候船动身。外祖父带着姨母去登记报到时，我跟着站在旁边，我还剃发男装，穿件白洋纱长衫。沾了姨母先声夺人的光，傅沅叔先生与外祖父殷勤问答，看见一旁侍立的我，甚为注意，问起我的程度，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据实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带我到桌边，提笔给我，叫我写履历报名；写到年纪时，我曾仰头自语：“填十七岁好不好？”再多实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说：“不用虚报，填真实的年龄好了。”写名字时，我为曾被同学讥讽“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辈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谱名“景清”，便临时自名曰“景英”；这个名字实很俗气，大不如父亲所给的原名。到我在女师毕业时，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书的对联，题款知我还没有号，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写详细的三代履历，我虽然没有准备，而且是第一次写履历，我记得我父亲所写格式。父亲以我嗣祖父母为父母，而称祖父母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历里亦写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项，一切我照着所见过的规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报名单，叫我准备同船到天津，他说在天津还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说，考得好将不拘年纪，否则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个叫高等学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费。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众登程，来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电报给我母亲预备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网篮，一个铺盖——是由戴生昌轮船送出。动身之前，同学见我穿着长衫，笑问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长衫剪去半截，过膝短褂，勉强符合当时的女学生装。

我们浩浩荡荡员生四十余人，在光绪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济两轮先后出发。所住俱是房舱，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两层板床，各用自带铺盖。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层，我睡上层，二人都晕船呕吐不已。在上层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铺一席已无隙地，旁置面盆一备吐，茶壶一供止渴。开着舱门，略通空气，姨母时刻叫小心茶壶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晕船晕轿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舱颇不洁净，更为不惯。离家时一股勇气，中途已想起家来，暗自流泪，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烟台，始能起身，小贩上来兜售水果，均价廉物美，苹果、葡萄、梨，鲜美为家乡所少有。出门至此，已是北地风光，传说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产之佳，气为之振。江浙同学均不能国语，仅周道如曾客他乡，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说官话，大家恃为护符；官话即普通国语。当时我们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马桶，用铺盖索结住桶柄，向海一抛；这工作在风浪摇摆中，姨母和别的年长同学合作，怕我失足，不让我做。若干年后，始知船上有大餐间设备最好，还有官舱亦比房舱为洁净，当时只知有统舱，比我们还要不如。我们虽有若干不便，但全舱尽是同学，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个性都已熟识。后来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觉第一期同学间感情特厚。我们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码头登陆，天只小雨，霎时大雨倾盆，抵校水已没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过午，大家忍着湿，天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们的女师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区，是中国人自营的新住宅区，马路电灯自来水俱全。路以经纬分，用《千字文》句依次为名，女师所在的第一条横马路即名天纬路。这个学校名义上的倡办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任内入学的人，他都视作学生，实际筹备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县人，一位少年翰林，办学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开办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学教员，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处招生。那时读书的女子甚少，读过新书的更少，二十岁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异地，躬自远道招生，登报招收女生，在当时尚属创见。后来北京、天津、保定三处，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师，于南北人情生活习惯的沟通，颇有贡献，不能不说由于他的远见和勇气。一部分地方上狭窄人士，以为用北方的经费，培植异乡的人，亦有持异议者。傅先生之后，校长都为本省人，学校名称，亦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最后扩充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是北洋女师时学生，毕业时，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凯而是杨士骧了。傅先生在我们一班毕业后，升任直隶提学使。张之洞为学部尚书，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请他兼任校长，故京津两地最早女学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师教职员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学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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