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与我有情有义,我们有缘成就了夫妻。我了解先生,先生也会熟悉我。我们的家人自然会被关注,先生的一切都成了我所重视的事,之前的生活,之后的未来都成了我所关注的。他之前的妻子也慢慢映入了我的脑海,逐渐清晰。
先生前妻柳芳荣在家附近一家砖厂工作,伟民在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工作,是一家钢铁厂,两人每天一早共同走一段路程。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生还没到单位,后边妻子喊他,他回头一看,妻子脚步不稳地追着他跑来了,他心头一紧问,“怎么了?”妻子就嘻嘻的与他语无伦次的打着招呼,他一看妻子不正常了,走路脚抬得好高,轻飘飘的,心想坏了,妻子一定生病了。先生强压制着自己的心情,带妻子一起到单位请了假,马上联系医院,要带妻子去看病。
路上先生想着这几天妻子与他说的话,“我担心厂子不要我上班,因为喇叭里早起喊了,资本家的人在上班,地主家的人在上班,老百姓家的人呢?听着好像在说我!”伟民说:“没事,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去!没关系的。”连着几天,妻子说厂子喇叭里一直在喊。
先生想可能妻子无法承受,突然精神崩溃。他没有耽误时间,电话联系了姐夫,请帮忙联系医院。也思路过妻子工厂,问问什么情况。结果妻子工厂人说,今天不让妻子上班了,没有原因,妻子进门被拒。伟民知道了,就是这个原因,突然不让妻子上班,妻子接受不了,精神一下子崩溃了!先生心好沉啊,文革时代“狗崽子”等等一直压人,自己是资本家出身,妻子是地主家出身,在这里近农村也要受到牵制。
先生父亲曾经问他,“我们所处时代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先生坚定地回答,“一定会好起来,但是不知道具体时间,只能等!”父亲没等到政策好起来,六十岁就离开了了,成了遗憾。母亲还好,在八几年落实政策后离开了。
妻子生病,就近有医院可就医,隔离治疗。先生还要工作,就给妻子办好手续离开了,结果住院了一段时间,治疗效果不好,妻子住院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伟民去看芳荣,芳荣不说话,自己面朝墙壁一站就是半天,先生看着她实在可怜,就带回家,自己照顾了,从此后,芳荣病时轻时重,一直不好,曾经走失一次,后被好人收留,慢慢回到了家。
芳荣病了,也很听伟民话,走哪里都拉着他的衣角,他也搀扶着妻子。在家里,伟民说做饭吧,伟民看着她,她用斜眼看一下丈夫,笑一笑就和面做饭,只要不看着,她就玩。但是有妻子在,总比没有在要好,先生认命,一直盼着妻子好起来。先生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在村子里由奶奶照顾。他带着妻子住在了单位。
家的日子,伟民苦苦支撑,几年过去了,伟民徐州后来落实了政策,经过长达两年奔波,政府专门下了一个文,给他分了房子,徐州云龙湖公园附近住,但是伟民一家人不在徐州,后来孩子高考住过一段时间,朋友住了好多年。
伟民单位也分了房子,芳荣糊涂的时候会给屋子里墙上画画,写字,写诗词,白色的墙壁上画的乱七八糟。有时候,还在屋子里烧纸,屋子给熊的乌烟瘴气,黑咕隆通。芳荣自己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不给开门,反锁屋子,伟民下班进不去家,怎么喊叫都不答应。
日子再苦,伟民还是坦然面对,也经常带妻子手挽手出去散步。出去散步,这个时候是妻子最快乐地时候,她高兴地像个孩子,默不作声地与伟民一起走着,走着……
有一次,伟民上班不在家,后来下班回家一看,妻子把刚买的一袋面撒上水全部摔在了家里墙壁上,她看到伟民笑着高兴地说:“你看,这样不坏!”说完又甩了起来。伟民只能苦笑,很心痛,也无话可说,妻子太可怜了。
妻子病情有时表现越来越重,自己在家里会上房顶,不穿衣服跳舞,引来周围人观看。一次,她看到伟民,怕叫她,一不小心,直接从房顶上跳了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伟民赶快送往医院,检查身体别处没事。芳荣只能在家里,伟民在屋子外边上了锁,一是保证妻子不再出去,一是保证自己能开门进来,这样还防止芳荣跑出去走丢。
多少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伟民儿子大学毕业回到了家里,一天他与爸爸说:“爸爸,我妈天天被锁着,今天我在家等着工作信息,爸爸就不要外边锁门了,我看我妈。”伟民说:“好!”结果孩子中午睡着了,醒来后发现妈妈不见了,他赶快通知爸爸,伟民请假与孩子一起去找,他们按着人们提供的线索,找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始终没有找到。人们说芳荣是披着一个床单走的,附近有火车站,就怕她乘车走了,所以不好找。伟民也报案,大家提供了各种线索,但是跑遍了大家说的所有地方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
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伟民带着孩子找遍了周围角角落落,甚至更远的地方,可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有一次,又有人通知他们说某地方发现一具女尸,说的个头长相与方荣相似,伟民很难过,但思想早有各种准备。孩子还小,伟民儿子听了以后就一路哭,伟民说需要看看确定,当看到尸体不是他的妈妈的时候,孩子才好,可是芳荣依然找不到,父子心中的苦楚,不知怎么形容。这成了伟民与孩子心中的痛,就此好多年,甚至到现在,柳芳荣也没有音信。
曾经伟民儿子生下来以后,他父亲看是一个男孩,很满意,父亲随口起名满意,满意是大家都满意,但是孩子与伟民姐姐家刚出生的孩子相比黑了好多,大家就喊满意黑蛋,结果黑蛋也给叫出去了。
伟民还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正直文革教育,伟民去教室一看,老师正在教大家学习,只听得老师带领孩子们读书,“闲人免进”,老师读“tu兔,tu兔!闲人兔进”,还一直重复着教,“闲人兔进,闲人兔进”,伟民门口站着说老师,你怎么读“闲人兔进”呢,只有闲人和兔子才能进来吗?老师也不知道怎么了?伟民说:“闲人免进!”老师脸红了,有些尴尬。伟民感觉到自己女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能好吗?但是也没有办法。
女儿长大了,伟民给她在单位安排好工作,可是这个孩子不怎么听话,总是静不下来,工作也不踏实,太活跃了,说话主次不分。伟民说孩子说话总是说不到点子上,大事糊涂,小事聪明。孩子还没有是非能力,很是担心她今后的生活。结果女儿十六岁找对象,不回家,跟着人家跑了,伟民家人知道后去找,找到后说“孩子,你还小,回家吧,那是火坑,不要往里跳!”孩子与姑姑说,“不用管我,火坑我也跳!”就这样,孩子彻底激怒了姑姑,大家扭头就走了。女儿过早的结婚成家了,早早有了两个孩子,乡村里的生活,没有工资收入,孩子生活的也一塌糊涂。伟民感叹:女儿的命运,父亲无能为力。
先生儿子还好些,大学毕业,回家在自己厂子里签了合同,然后工作了,开始不适应,慢慢好了,最后还在附近城市娶了媳妇,生了一个女儿,不用爸爸操心,儿子挺好的。女儿就不同了,她的孩子后来大了,她却要离婚。伟民把徐州的房子给了她,让她与丈夫在徐州生活,做点拉面小生意,结果女儿把房子给卖了。过后好久,伟民才知道卖房子的事。这个女儿又回到了老家,闹离婚没地方去,去了我父母家,结果也不太合适,最后自己找了个对象,成家了,还好,这个对象很符合伟民大女儿心愿,他们目前生活的也还好。
伟民有两个姐姐,大姐早先去世了,在床上瘫痪了一辈子,原因是剖腹产手术,纱布留在了手术中,发现后腹腔感染,肠粘连严重,重新手术后不能站立了,只能瘫痪在床上,躺了一辈子。姐夫曾经是右派,被批判游街,因为有姐姐拖累,姐夫总是背上姐姐游街示众,人都看,迫不得已,姐夫就没有被严重批斗。后来文革结束,政策落实,姐夫恢复了工作,在政府上班,后来还是人大代表。姐夫刚上班任务就是看材料,给人平反,上了几年退休,陪着姐姐,姐姐却很快病逝。
伟民二姐夫也在又一个城市政府工作,是政府办公室主任。姐姐曾经是人民教师,也受姐夫连累,到遥远偏僻的农村教学。他们有三个孩子,姐夫也是无辜二十年右派,姐姐照顾孩子,还有公公,很辛苦。政策落实,姐夫工作也恢复了,工作没几年退休。
伟民两个姐夫也聪明,都为官廉政。二姐夫文才好,自己出身平凡,因工作出色,被人推荐。大姐夫父母是举人,他父亲四个老婆,大姐夫是她父亲第四个老婆生的。大姐夫父亲与伟民父亲是好朋友,姐姐与姐夫从小订的娃娃亲。伟民姐夫也是从小生长在伟民家中,大姐比姐夫大一点,姐夫管大姐也叫大姐,小时候一起打闹,长大后成为了眷属,生了一个女儿,结果剖腹产医疗事故。事故后,姐夫去主刀医生家去看,医生家也很贫穷,什么也没有,陪也没的陪,家里很困难,有几个孩子,还有有父母,就靠医生一个人的工资养全家,伟民姐夫一看算了说,“唉,自认倒霉”。姐夫再也没有追究医生责任,可怜大姐一辈子不能独立行走,不能下床,最后瘦成了一把骨头,死在了床上。姐夫还好,也没有再娶,老了看闺女孩子成长,身体也算健康,有女儿女婿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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