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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第1页）

柳素贞剥了一个硕大脆甜的枇杷递给程科长，调皮地说：“枇杷换经！”

“金？什么金呀？”

“一个枇杷换一本经。今晚我们就是特地来取经的。希望科座不啬金玉，传经送宝，能满足我们的愿望。”

程科长笑说：“首都是人才荟萃之区，富贵功名的集中地，达官显贵多如满天星斗。他们的地位前程，灿烂光明。但是，我呢？好像夜草上的流萤，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两相对比，相形见绌，像我这样芝麻大的官儿，又涉世未深，有什么经验可谈呢？”

“科座，你大谦虚了！其实在人家看来都是‘经’和‘宝’，你自己却认为不值一讲，那有什么办法呢？--科座，你为什么要远离家乡，投考警校？”聪明的柳素贞改变方针，想从具体的事中取经掏宝。

程科长答：“人生的过程都有几个转折点，转得好坏，便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离开家乡，投考警校，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家住在东南滨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位置，按照全国地形和整个战略的地位来看，它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里，谁得了天下，对这个地方，就可以传檄而定。因此，这个城市很少受到战争的灾难。也许正是这样，当地的百姓把它称为福州。

“但在抗日战争时候，这个地方几乎是不设防城市，看来中枢对这个地方是采取敌进我退的特殊方针。所以曾经两度沦陷。

“我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家乡惨遭第一次沦陷。那时，我亲眼看到日军进城，铁蹄蹂躏这个美丽城市的情景。他们如狼似虎，手中高擎那面膏药似的太阳旗，如招魂吊幡，全市各大街小巷，敌人岗哨林立，十字路口，坐着战胜者--‘皇军’，行人由此经过，诚惶诚恐，胆战心惊，都要向他们做九十度鞠躬。稍不如意，就被吆喝、体罚，轻者掸鼻子，刮耳光，重则刺刀刺腿，枪柄捅腰。女人稍有姿色者，以检查为名，剥开她们的衣服，当众侮辱。在市郊人迹比较稀少的地方，行人经常被当活靶，惨遭杀害。因此，附近各县农民，不敢把农产品输送进城，造成粮食奇缺，米价高涨，一般居民，家无隔宿之粮，饿死者不计其数。城内经常突击定点检查，为期三五天，居民不能出门一步，敌人利用搜查名义，囊括财宝，奸淫妇女。被奸的妇女，弱者忍辱而苟生，强者自杀而全节。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弄得民不聊生。这就是亡国奴的惨痛生活。青年人处于这种屈辱的环境之下，热血沸腾，实在无法忍受下去。尚幸磨劫期间，仅仅四个月。

“家乡克复之后，我决意投笔从戎，投考军校，不幸抱病误却教期，所以转而投考警校，为了救亡，只好离开亲人，离开可爱的家乡。”

“那时正值抗战期间，烽烟遍地，你从沿海到贵州求学，关山几千里，旅途一定十分艰险吧！”杨玉琼问道。

“嗯。”程科长应道，边招呼她俩吃枇杷，边接着说：“沿途有许多城市已被日军占领，只好绕道而行。所走的路线，迂回曲折，公路坡陡道弯，车坏路狭，经常发生事故。一路上遇到敌机不断，不是翻车，伤了多少人；就是遭敌机扫射，死了多少人。频繁的死伤事件，在我的心灵上又投下了恐怖的阴影。

“有一天，在湖南衡阳松木堂碰到空战，日机企图空袭重庆，在衡阳上空遭到陈纳德飞虎队的拦击，战斗非常激烈，最终击落敌机三架。空战时，我躲在路旁的大树下面，到处流弹纷飞，一排机枪子弹，掠树而下，打得残枝败叶纷纷散落，弹头入地，距离我所伏的地方，不及两步远，险些断送了性命。

“每日行车，车顶上都有两位同学轮流权充防空监视哨，注意敌机动态。发现敌机，他们就吹哨报警，马上停车，拼命疏散，平均一日数起。在江西赣州、广东南雄路上，又两次遭到敌机低空扫射，幸未命中。何时死于非命，何处是毕命之所，能否安全到达目的地，无从预测，旅况之苦，可想而知。但是一想到要保家卫国，洗耻雪恨，一切的艰险，大家都置之度外。

“在川黔路上，尤其贵州，地方更荒凉，公路蜿蜒于丛山之中。夜间行车，沿途都会看到各种野兽，常向汽车怒目对视，其眼像两盏绿灯。天亮时，车头经常看到血迹淋漓，这是野兽的血，它们躲避不及，经常撞死。

“沿途有荒村茅店，客栈门口，挂着骨牌式的灯笼，上面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富有古意。旅馆房间陈设虽然简陋，招待颇热情。每个房间壁上，写有许多打油诗，这都是旅客的即兴之作，多半都是哥哥妹妹思乡怀情的俚言。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好的诗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男儿立志出乡关，事业无成定不还，埋骨何须桑样地，天涯到处有青山。’这首诗，表明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对我鼓舞很大。”

柳素贞感慨地说：“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重庆深造后，几年来，可算‘芝麻开花节节高。’科座，你那本包罗万象的《盗窃学》是怎样编写成的？”

程科长笑着说：“形势逼出来的！重庆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我们一行乘专机到达南京，分配到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实习。在工作实践中，我发觉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套几乎用不上。对刑事案件，尤其在侦破盗窃案方面，简直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这批书生，没有社会基础，缺乏江湖经验，好像盲人骑瞎马，眼前漆黑一团。

“我由刑警总队初次被分配到五区刑警队实习，到队不久，我就发现一些问题。这个豪华消费的都市，社会上贫富悬殊，苦乐不均。一部分人为生活所迫，频于绝路，不得已铤而走险；另一部分人本性好逸恶劳，为了追求享乐腐化，只好干扒窃、抢偷，这种没有本钱的勾当。因此，南京的社会治安很乱。当时政府还都未久，破获这批盗贼的主要力量，完全依靠汪精卫政府的留用人员。

“在机关单位中，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斗争。尤其是警界更显得突出，一派是汪伪留用的旧人员，一派是重庆下来的胜利者。前者于心有愧，难免自卑；后者抗日有功，带有优越感。

两派明争暗斗，形成一道鸿沟。新派认为有一套科学技术又居统治地位，瞧不起老派。老派掌握多年的丰富社会实践经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技术秘不传授，对我们这批‘重庆客’只是敬而远之。

“我最讨厌派别斗争，总希望大家能真诚合作，尤其地位优越者，更应该去团结对方。

他们对于扒、窃、抢、偷、命案等普通刑事，各有专长，各有门路，各有秘奥。我心想，假使能够把他们所有的经验发掘出来，把它集中系统化，犹如汇百川入大海，集刑事之大成。

“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一到五区刑警队，就和他们热诚相处，以师礼待之，虚心向他们学习，特别勤劳苦干，凡是人家不愿意干的，我都去，渐渐解除了与老派之间的隔阂。

“有一次，五区地段发生一个窃案，被窃黄金五十两，队长指派第二组唐组长率领本组人员到被窃现场踏勘，我主动向唐组长请求，要跟他们前往，唐组长欣然同意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老派人不愿意和新派人合作，怕技术被学去；新派人也不屑与老派人同往，认为有失身份。

“到了现场观察情况，唐组长指着墙边窃贼所挖的洞口，对我细心讲解。他说：‘这个洞洞口小巧玲球，挖洞技术高明，泥土几乎都在洞外，洞里仅仅有一层灰壁薄壳，像这样的洞口，通称“下江窦子’。这是上海、苏州、常州一带黑线人物搞的。因为各帮师傅的手法各有特征，所以作案所留下的各种痕迹，都有他们的特色。他教我应当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判断。

“这个案情比较重大，属于‘一级刑案’，照例要把窃案发生经过、现场勘查情况、分析判断的结果及如何着手进行侦破，都要在报告上写得一请二楚，还要把现场情况绘图说明，这叫做现场侦查预报。他们文化水平有限，对写报告、绘图都感到困难，我便乘机‘毛遂自荐’，要为他们代劳。唐组长自然求之不得。我综合新旧两种方法，精心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新式的现场图解。

“这份报告，送上不久，有一天总队开全体队员大会，总队长夏乐在会上表扬，他说报告写得明白透彻，绘图明确，使人一目了然。称赞它是一份标准式的报告，应作为一个典型范例，通令各队今后要按这份报告格式缮写。还把它贴在技术专栏的玻璃柜里，供各队作参考。会上表扬了我，也表扬了唐组长。

“此后，凡是派出调查现场的小组，都希望我和他们同往，代他们缮写报告。为此，他们对于现场的估计判断，都会推心置腹，尽情相告。从中，我学到不少江湖秘辛与破案秘诀。

“我喜欢讲故事，谈古论今，所以，他们跑茶楼、上酒馆都想邀我参加。在酒酣耳热的时候，那批老前辈经我一捧、一激、一套、一问，都会把存在内心深处的看家老底和盘托出，而且滔滔不绝，各显其能，这都是‘草里存珠’，也就是我一心一意所想得到的珍宝。

“当时我记忆力很强，每晚都等到更阑夜静，就在灯下把日间所得的材料，写在笔记簿上。我在实习期间，换了四个区队，接触过许多老前辈，日日夜夜吸收他们的丰富经验。学习他们的看家本领。日积目累，不到一年时间，我就对本京的盗窃犯的社会关系、生活动向、集聚地点、消磨场所；他们的掌门人、舵把子、羽党、门徒，究竟属于哪一帮、哪一派、哪一门、哪一系，及其师承、做案特色等，都分门别类，详细整理，汇编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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