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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袁甲三在1863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3'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注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1911年石印本,卷5,页43。

②同①,页57。

③同①,页48。

④同①,卷22,页24。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1911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1911年清芬阁刊。卷2,页34。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14。

'1'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2'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120。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4。

'3'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2,页1。

'4'同①,卷5,页13。又同⑦,卷2,页1。

'5'同紒紞矠,页419。

'6'同①,卷5,页10至19。

'7'同紒紞矠,页418。

'8'袁保恒:《母德录》,页6。

'9'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1,页1。

'10'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5。

'11'《重修安徽通志》,卷105,页16。

'12'同①,卷23,页24。

'13'同紒紞矠,册5,页185。

'14'《清史列传》,1928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53,页12…15。

纨绔子弟

1866年(同治五年),袁保庆从家乡启程,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他年已四十尚未得子,便把袁世凯过继为子嗣。当时,年方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嗣母牛氏对他很疼爱,乃不免娇纵。袁保庆给他物色了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①

1867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次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他到南京,委派他管理原淮北“右标兵”营务处,以后又署理江南盐巡道,督销官盐。盐巡道是一个可以大量捞钱的肥缺,每年公私进款都不少。袁世凯随嗣父到了南京,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家公子生活。那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经四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摧毁了官僚地主政权,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恶习,曾严禁娼妓、赌博和吸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随着旧政权复辟,又恢复了旧时的糜烂景象。在腐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袁世凯更以读书为苦。他喜欢游山玩水,有暇即控马驰骋,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诸名胜。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戒止之不能也”。这时,他的家庭教师是个举人,兼精武技,见他对读书不用心,就教他练拳。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到南京以后,两江总督马新贻“倚之如左右手”。此后,由于受历任上司的信任,“意气益发舒”。②他把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③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自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1873年7月,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是晴天霹雳,悲痛已极。同年冬,他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从此,他的生活发生骤变,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作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1874年春,他回原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准备应试。④当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⑤在其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⑥他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八韵(即试帖诗)颇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⑦

1874年11月(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他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于1876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未被录取。年底,他和陈州于姓的女儿结婚。于氏是名门闺秀,时年十九,比他大两岁,此即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清末的北京官场贪污纳贿,奸诈伪善,污秽不堪。袁世凯耳濡目染,学到这套官场本领,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争相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什么“中上美材”。⑧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冬季,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⑨多方培养他作官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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