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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气，毕竟，伊藤和日本是清国的仇人，旧恨未消，皇上却私下有这样的打算，实在有伤体统！慈禧一直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在她看来，面子是做人最根本的，纵观她一生的决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自尊和面子来左右。并且，更让慈禧感到危险的是，有人报告，光绪召见了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军首领袁世凯！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5）

9月20日这一天在一种微妙无比的气氛中度过：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上午，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到天津；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会见的同时，慈禧在屏风那边聆听。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6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6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维新的结果真的被李鸿章预料到了。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康梁对于西方政治和科技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地位缺乏清醒的认识，都构成了他们的软肋；而他们本身也不像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那样在朝廷中有很深的根基，加上自身性格上的短处，使得维新充满破绽和弱点，很难看到成熟的政治手腕、理性精神和必要的妥协，坚定和执著变成了执拗和刚愎自用。缺少经验和阅历使得维新党人很难在深似大海的衙门中实现自己的主张。

对一般民众来说，人们还未能来得及了解变法维新的内容，朝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完成一轮“周而复始”了。在贤良寺，李鸿章在第一时间里听到了这样的变故，惊诧之余，李鸿章也颇为难过。毕竟，维新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或者说，只有短短的100天！对于维新改革，李鸿章的内心一直很复杂。毕竟，戊戌变法是应该迈出的一步，而这第一步刚刚迈出，就输得一塌糊涂，再往下，对于这个垂垂欲老的清国来说，连走路都会哆嗦，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李鸿章甚至因此产生一种绝望：指望由上而下的改革，几乎已经不可能！剩下的，只有麻木而绝望地熬年头了！对于熬年头，自己倒并不太怕，反正，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人，熬一天是一天。

那段时间里，李鸿章一直把自己紧闭在贤良寺中，他既没有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也没有发表同情光绪维新的言语。他与这一切都保持着距离，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过三巡之后，谈起康梁变法。李鸿章先是试探伊藤博文的态度，然后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对于朝廷重责的罪人，李鸿章的看法还是与他们不一样，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并且预言：康梁日后必大有作为！

不过老辣而狡猾的李鸿章还是借助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让自己东山再起了。政治就是一种多人围坐的扑克牌局，即使是同仁身败名裂，自己仍可以从中获利。李鸿章是深谙政治牌道的。1898年11月，朝廷在平息了戊戌变法之后，打算废立光绪，慈禧最担心的是洋人们集体干涉，于是派荣禄来李鸿章这里，想让李鸿章打探消息，安抚洋人。李鸿章就汤下面说：“洋人直接的态度可能难以直接问起，不如任命自己为两广总督，这样，各国领事就会来祝贺，到那时，就好跟洋人们沟通了。”荣禄回去后向慈禧转达了李鸿章的意思。平息了维新变法的风波之后，慈禧此时正想借助于老臣们的力量稳定政局。这种情况下，上谕很快就下了，李鸿章东山再起，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任命。

冬日的阳光下，李鸿章在贤良寺的门廊里迎接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到来。英国公使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说自己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李鸿章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窦纳乐突如其来发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同时，窦纳乐死死地盯着李鸿章的脸，试图在这张苍老的面容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李鸿章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窦纳乐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别的什么人。”李鸿章点点头，他算是明白英国公使的态度了。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6）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悲愤交加，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鸿章伤透了心。从本质上说，李鸿章一直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李鸿章将个性隐藏了起来，给人一个老谋深算的印象。在经历一系列大起大落之后，77岁的李鸿章已觉得无所谓了，他看透了清国腐朽而顽固的做派，也对这个风雨之中的朝廷深感失望。尽管李鸿章与康有为在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康有为们遭到的下场，不免让李鸿章伤透了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冒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怪了。

不仅如此，在对待康梁问题上，李鸿章还有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一个清国显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对于康梁，李鸿章确实是有“私爱”的，不管是对维新党人的同情也好，还是给自己留后路也好，李鸿章最起码表现了自己的勇气和主见。中国的确需要关键时候能够立得起来的人才，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胆略的新式知识分子，李鸿章幻想着有朝一日如果真正地对清国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像康梁这样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

1900年1月，在贤良寺居住了5年之久的李鸿章离开了京城。在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后仅10天，李鸿章就带着他的三眼花翎，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去了南方。在阳光明媚雨水充足的地方，李鸿章有了短暂时间的好心情，这里远离纷争的朝廷，远离庞杂的朝中事务，更远离晦暗而腐朽的人心。虽然偏居一隅，但踩在自己脚下的，毕竟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地盘，这种感觉还是好的。对于70多岁的李鸿章来说，他已不想再追求什么了，只想惬意而轻松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当然，李鸿章也希望与自己一样风烛残年的清国，波澜不惊，平平稳稳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1）

1901年，李鸿章78岁。这一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这位颤颤巍巍的老人迈过了新世纪的门槛。在上一个世纪，李鸿章耗尽了他所有的精、气、神，现在，这个老人与他所服务的朝廷一样变得日薄西山了。步入新年之后，李鸿章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里，看着不远处的白云苍狗，独自发呆；有时候，他甚至像一条刚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李鸿章毕生所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绽，都在最后的时光中情不自禁地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

在此之前，在广袤的北方农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义和团的兴起了。义和团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这就更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敌对的力量，在北方广大农村，基层民众以一种针锋相对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着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的情绪、经济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无法控制。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它几乎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教义，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底层的理解力所决定的，由于缺乏理性和科学的思维习惯，义和团肯定会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们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关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们相信法术，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枪不入、鬼魂附体，相信自己能够飞翔……因为有着如此惊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于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们，模糊了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集体陷入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当中——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敌人”，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农民“戏剧演员”，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的兴起，点燃了中国人多年以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当时的光绪，落后的中国在与西方的争夺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后，人们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试图以一种盲目排外的极端方式，以一种愚昧的手段来进行着抵抗。当这种情绪通过一种传统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那一刻，实际上已走入了一种歧路。与此同时，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澜显然加剧了这种错误。错误从一开始似乎就是风生水起，似乎它本来就是应该发生的，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当错误成为一种必然时，也就具有宿命的意义了。

从1900年1月开始，在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为一片火海。几个月后，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朝廷对于这种民间的势力，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美、德、法等国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迅速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国军队登上了清国的领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路途之中，他们遭到了义和团的围追堵劫。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义和团来到了京城郊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活动即将被点燃。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2）

清国与义和团集体地深陷入一种幻觉。这样的幻觉，从现在看，绝大部分是因为认识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当世界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这个东方古国，义和团和清国的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一开始，义和团所代表的民间势力还深怀着对于清朝的敌意，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驱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变，成为“拥护清朝，驱除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样的民间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码，可以增加与洋人叫板的砝码。出于这样的动机，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盘，准备利用这股民间的力量跟洋人讨价还价。真实的情况是，在当时，整个清国的统治力已经变得松软了，在很多情况下，事态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况。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义和团可以在周边活动，但不准到北京来捣乱。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几十万义和团来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当四面八方的义和团们来到紧闭的北京城门下时，一个来自辅国公载澜的命令却出人意料地送达了，九门提督不得不开门。于是大批的义和团农民们络绎不绝地拥入了清国的都城。

很多年后，当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那场义和团运动时，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书籍对于这场运动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现象都复杂无比，那时候所产生的任何现象，都是无数种原因交织的结果。它扑朔迷离，像糨糊一样具有复杂的黏性。

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关键的细节决定，但关键细节，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丢失得无影无踪，像海水冲过的沙滩一样，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贝壳席卷得无影无踪。这种关键性的缺失，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历史总是莫名其妙，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小孩一样，支离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从现在看，义和团整个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也是毫无踪影，譬如，为什么载澜会让官兵打开城门，是因为洋人反对他的儿子接替光绪担任皇帝吗？为什么慈禧在关键时刻表现得那样迟缓？是一直在宫中沉湎于大戏吗？解释只有一种，中国的专制政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总是拖沓而无效率，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总是习惯于推诿拖拉，贻误时机，从而导致局面失控。

真实的情况是，在那段时间里，慈禧一直在宫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在描述着这样的传奇。起初，热爱戏剧的慈禧并不把这些传言当回事，也不相信义和团所具有的法术。慈禧还专程派了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查证一下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经过几天的考察，赵舒翘等实际上已经看出义和团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随后赶来的刚毅却认为这些神功“可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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