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是对历史一知半解,张辰也知道这位大宋三朝名臣的大名,然而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源自一篇名文,大文豪苏轼的《陈公弼传》。
嘉佑六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参加了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最终他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
须知此前整个大宋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得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而当苏轼意气风发地出任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后,又被当地一众衙役尊称为“苏贤良”。
凤翔知府陈希亮得知此事,曾大怒发言:“府判官,何贤良也?”
从此,他对苏轼不假辞色,处处刁难,横竖看不顺眼。苏轼年少气盛,不甘受辱,总是针锋相对。双方一时势同水火,互不相让。
可是,怪就怪在陈希亮去世后,苏轼竟破例为其撰写《陈公弼传》,使其万古流芳,这是为何?
其实,陈希亮与苏轼皆是四川眉州人氏,陈苏两家数代世交,论辈分陈希亮是苏轼的世叔。
陈希亮的四子陈慥更是苏轼的好友,历史上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时,正是陈慥陪伴着苏轼度过那段煎熬的时光,诸多事迹皆被苏轼记载于另一篇《方山子传》中。
至于陈希亮在凤翔时何以处处打压苏轼,绝非嫉贤妒能,而是因苏轼“年少暴得大名”,经常锋芒毕露,恐其自毁前程,这才对他一直进行挫折教育。
多年后,历经宦海沉浮,做官做成旅游家的苏轼终于体会到陈希亮的用心良苦,发出这样的感慨:“陈公是我的长辈,于凤翔两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实际上陈希亮一生的功绩,张辰的认知基本来自苏轼的那篇传记,并不了解他历任的官职,更加不知他曾出手帮过张氏一族,故而才对马武所称的“陈太常”是何人一片迷惘。
不曾想竟是间接关联上了历史上的名人,张辰不由得更感兴趣,于是又追问起了此案的经过。
马武瞧见张辰精神振奋的模样,有些难以理解,却还是逐渐地把案情慢慢地讲述了出来。
原来遇害的官人便是陈希亮的二子陈恪,今任滑州推官,他和妻子石氏此行本是要回眉州老家省亲的,并于两日前途经竹山县,暂住在城南的官驿。
都说隆重庄严归故里,树碑立传与天齐,这话一点不假。
陈恪的父亲陈希亮原先不仅是房州的父母官,更是掌管整个京西路的转运使,在本地又官声极佳。
这回陈公的儿子儿媳路过房州故里,连路、州两级长官都出十里相迎,何况是这竹山小县?
提早得到消息后,竹山的知县吴通、县丞王禄、县尉孟子临几位亲民官自然得齐齐出动,从迎接阵仗到官驿布置,尽皆精心地做好了布置,只为表达竹山上下对陈公一家的敬重,哪怕陈恪夫妇只在竹山停留一两日。
可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陈恪夫妇一路从河北路滑州上千里走来,一直平安无事,偏偏就在父亲治理过的大宋腹地遭了难。
案发的当日,便是张辰来到竹山县城的那一日。
那一日,陈恪一家已在竹山县城歇了一夜,打算午后便启程继续南下。
于是县衙早早便遣了驿马脚夫前来伺候,并有县衙一帮弓手在官驿外巡逻护卫。
吴知县更是贴心地吩咐城里最好的酒楼送来佳肴美酒,在官驿正堂摆好席面,召集一众官绅准备为陈恪饯行。
岂料在官驿正堂上这一等,却是等到了日出三竿,始终不见陈恪夫妇的人影。
吴知县等人茫然不已,随着时间流逝心中愈发不安,最终只得大着胆子遣人前往后堂查看,竟发现院中只有陈家随行的家仆侍女,独独不见陈恪夫妇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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