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尔巴·伊万和纳达家的第一晚,我只睡了三小时,之后的梦里充斥了蝉鸣,我便在闷热中醒来。我的床是朝窗的,看出去就是屋后的葡萄园,还能望到一弯橙色的半月沿着山脊慢慢滑落。佐拉趴在床上睡得正香,踢掉了被子,长腿伸出了床尾;急促而轻微的鼾声从手臂、头发和枕头间传出来。楼下的小女孩又咳嗽起来,听起来有黏痰,咳不干净;在这没完没了的咳嗽中,她睡也睡不踏实。在各种噪声中间,还能隐约听到海,在屋子的另一边,白沫翻卷着推上沙滩。
那四十天过后,甚至几个月后,当我已能重振心神时,我睡前依然希望他能找到通往我梦境的路,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当然,这份期许总是落空,因为即便我梦到他,他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一间我不认得的房间里,坐在不属于我们家的扶手椅里,说些诸如把报纸给我、我饿了之类的废话,就算在梦里我都知道那些话毫无意义。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习惯把他当作死者去想,还不能够消化似乎遥不可及的死亡事件,他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就算这样去想,也无法让死亡本身更真实。
我想起我家的食品柜。那是个很大的橱柜,嵌在厨房墙里,正对着水池,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拉门是蛋青色的,一拉开门,挂在门把手上的“兹拉堂烘焙店”的塑料袋就飞舞起来。我记得外婆有只很大的面粉罐头,蓝白底色,正面画着一个欢快的面包师,戴着高高的厨师帽,笑得很开心。最下层的架子上放着塑料袋和麦片、盐罐、搅拌碗,以及街角小店里买来的橘色和棕色的咖啡包。再往上,在当中的搁板上放着四只玻璃碗,整整齐齐地从橱柜的这头排到那头。外公的零食储备专区里有杏仁、葵花籽、核桃和切成块的烘焙用苦味甜巧克力,永远预备充足。还有三十五天。
掘地的人们又回葡萄园了;我不能穿透黑暗看清他们,但他们确实在那里,长长的身影在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光里移动,那束光线好像一刻不停地在晃动,手电偶尔也会被人放在地上,或是这里、或是那里,总归照得到葡萄藤,光线静止的几分钟里,原本手持电筒的人继续开挖,挖到把藤根拉出来为止。时不时地会有人咳嗽;就在我观望葡萄园里的动静时,楼下的小女孩一直在咳。
凌晨四点左右,我穿好衣服下楼去。哪儿都看不到毕斯,但它的仿造品从后门边的雨伞架上方的一幅肖像里低头看着我─面孔稍微有点歪斜,因为作画者的手稍有不稳。起居室桌上有一台老古董电话,圆形拨号盘上的数字都快磨得看不见了,铜骨听筒有点沉。我从衣兜里摸出那张写了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号码、揉得烂烂的收据,拨了一通。一开始听到的是忙音,我觉得挺有希望了;我假想那里有个值夜班的护士,眼纹里填着蓝色眼影,金发凌乱,为了抵挡睡意不惜违反规定,和海外男友来一通撩人的长途电话。可当我拨通第二次,铃声响了又响,直到我不得不放下听筒时还是没人接。之后,灰白的天光流泻进百叶窗的缝隙,我枯坐在沙发里。
咳嗽声又起,听来是湿痰,而且离我很近。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女孩已经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了,但她不在厨房或洗衣房,或是任何一间散发着新鲜颜料、塞满蒙着盖布的家具的底楼房间里。我抓着楼梯扶栏,贴着墙壁往下走,以免在黑暗中踏空。楼下,空气很阴凉。狭长走廊里的两扇门都开着,房里很空,只有几张床和一些胡乱堆放的东西:地板上堆着几条毯子,墙角叠放了几只铁坩埚,烟缸里埋着数不清的烟蒂。床边搁着些瓶子,有拉奇加和啤酒,还有几瓶草药酒,细长瓶颈里灌满了清澈的液体,泡着一束束扎紧的死草。男人们都不在,纳达提到过的那些男孩们也不在。但在第二间屋里,那个小女孩和少妇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少妇睡着了,脑袋靠在靠垫上。她也挂着个薰衣草色的小袋子,怀中的小女孩把头倚在她胸前,裹在肩头和膝头的薄被单像一张湿漉漉的纸被撑起来。女孩没睡着,正盯着我看。
她的凝视里不带恐惧,也不显得乖顺。我不知不觉走进了那个房间,拖着脚后跟走了几步。走到这个位置,我就能闻到酒的味道,淡淡的,核桃拉奇加的辛辣气味。被单浸过酒了;他们想用这个办法帮高烧的她迅速降温。这个土办法是把死马当活马医,十分冒险,我们在紧急救援诊所里看过很多次─总有些初为人母的少妇会照搬老一辈妈妈们的偏方。
我凑到少妇跟前,把掌根搁在小女孩的额头。有点烫,但那是高烧退去后的湿热。没法知道她本来烧到什么程度,或是下一次复发是什么时候,但她本来略显紧张的眼神已经安定下来,此刻正倚在熟睡的母亲怀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只是茫然地、毫不在意地看着我退出房间。
我等待着掘地人,但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回来。小女孩睡着了,鹦鹉跳到鸟笼的底部转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然后也安静下来。静默之中,只有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铃声不断空响,我终于烦了,抓起挂在吊钩上的白大褂,出门摸索通往葡萄园的小路。
没有现成的路通向巴尔巴·伊万和纳达的屋后小丘,所以我向北走向主广场,高高低低的屋顶中,能看到修道院的尖顶耸入天空。天色还早,餐馆和商店都没开门,烧烤摊也冷却了,空气中只有浓重的海风味道。走了五六百米,看到的尽是房屋:千篇一律的白石沙滩屋,铁栏杆,窗户敞着,嗡嗡响的霓虹灯用三四种语言打出“食宿”招牌。我走过拱廊商业街,红黄蓝三色灯泡在覆满松针的天篷下闪个不停。布莱加维纳的露营地是一片只有月光照耀的平整干草地,用铁丝网圈了起来。
一条泛绿的石头小路贯穿露营地,我打算走这条捷径。绿色百叶窗,窗内的花草木篮,零星有几处车库,里面停着一辆盖上油布的车,大概还有一些小鸡在车盖上挤成一团。独轮手推车里堆满碎砖、灰泥或肥料;有一两栋屋子旁有剖鱼用的水槽;晾衣绳从这家连到那家,沉甸甸的,挂满了床单和衬衫,夹了一长溜儿的袜子。一头嘴巴软绵绵的黑驴在轻轻喘息,它被拴在某户人家前院的树上。
小路走到底,我就找到了葡萄园的小门。门上没有任何标记,铁栅栏被空气中的海盐锈蚀了,另一边就是柏树坡,能看到石灰岩的山脊。太阳慢慢升起,山顶上的天空微明。我看到掘地的人在葡萄树藤间走来走去,时不时有人直起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点支香烟。共有七八个手持铁锹的男人散立在斜坡上,他们掘地的方式很不规律,好像完全是乱来,他们在柏树下挖几下,又在两棵树中间挖几下,葡萄园沿着斜坡往上,到了最高点就只是灌木丛了,他们也会在那里挖,把浸了露水的泥土翻起来。昨夜,这些铁锹发出的铿锵声一路传下小丘,现在听反而不觉得响了。丘顶上,有个男人在唱歌。
斜坡上的松土让我脚跟不稳,更何况到处都有土堆和浅洞。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微明的光线,走在树木间的我看到离我最近的男人戴着帽子,很壮实,坐在几码开外的地上。他背对着我,靠在他的铁锹上,拔去一个看似长颈瓶的瓶塞,我刚想开口打招呼,一条腿却陷进地洞里,倒了下去。
当他瞥见我使劲地把自己拖出地洞时,他惊得屏住呼吸,向后一个趔趄,双眼瞪大,嘴唇发紫,脸颊在颤抖。“圣母啊!”他喊了一声,我这才发现他在画十字,一时间我竟以为他要挥动铁锹砸向我。我把双手举起来,高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别。
他足足用了一分钟才缓过神来,但还是喘着粗气。“你他妈的。”他骂骂咧咧的,还在画十字。我俩对峙的动静招来了其他人,他们从葡萄园的各个角落跑过来,渐渐显身,只能看到一些脑袋和铁锹的轮廓、这儿那儿地冒出一条胳膊,但面目都模糊不清。有些人举着手电筒走过来,光束刺入我的眼睛。
“你看到她了吗?”我那第一位壮实的受害人问其中一人,“迪雷,你看到她了吗?”
他是在对一个矮个子男人说话,那人刚刚从斜坡下的角落里显身出来,应了一句:“我还以为你找到什么了。”他瘦得像根树枝。耳朵很特别─像锅子把手一样横生出去的招风耳朵,汗水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灰白色的痕迹,表明他的眼眶和嘴边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但是,迪雷,你看得到她吗?”
“没事的,”迪雷说着,拍了拍壮汉的肩膀,“没事了。”又转身对我说道:“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答不上来。“你不知道最好别在半夜偷偷摸摸爬上来吗?你有什么毛病?”
“我是医生。”我觉得自己很傻。
他斜睨着我的白大褂─现在已溅上了尘土,还有点别的什么,我希望只是泥巴,接着,他摇了摇头。“天啊。”
“对不起。”我对壮汉说,他回了我些很难懂的土话,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接受我的道歉。他捡起他的细长瓶子,摇摇晃晃地走到园子里去,一边嘟嘟哝哝,一边咳嗽,正是我从那栋房子里听到的那种咳嗽声。围在旁边的男人渐渐散开,回到葡萄树下他们原先的位置。迪雷在灰色连衣裤上抹了抹脏手,又点了一支烟。对于我为什么出现在那里、为什么还不离开,他似乎并不太感兴趣,最终只是转身走下了斜坡。我跟着他在树间走,直到他找到自己的铁锹,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把铁锹撬进葡萄树下坚实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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