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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贵了,没钱买。那时,大家都没有钱,都买不起黄瓜。生孩子前,组织上给孕妇发一斤红糖,是让月子里吃的。但我馋得不行了,还没生孩子,就吃过两次。我们住的地方在半山上。我怀着孩子,大着肚子,还得走老远的路,下山到延河边一盆一盆地洗衣服。

那时候正在搞运动,人人自危,不说别人的坏话,也得说自己的坏话。可是我却不用这样——孕妇受照顾,省了好多心。在运动最激烈的“抢救”阶段,有一天,我肚子疼起来了。虽说运动在搞着,我们剧院也认真地从延安中央医院请来一位女大夫,在我家窑洞里准备好东西,做好消毒,为我接生。但是好长时间,生不出来。大夫有些紧张了,一想,这是头一胎呀,不能在家里生。她当机立断,马上叫人往医院送。

这时大约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从延安平剧院到李家坬延安中央医院,大概有七八里地。不能让我骑马,又没有车,就用门板抬我。我们单位把主要武生演员王红宝等几个有力气的男同志找来,把一个窑洞的门板拆下来,捆成个担架,把我放在上面,一路小跑,给抬到医院去了。我躺在门板上,觉得路很遥远。半路上,我羊水破了。那时不懂,以为是自己尿裤子了,不好意思说。后来才知道,羊水破了,所以难产了。

送到医院时,已经黄昏,天快黑了,我被送进一个房子里,等着生产。但一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生下来。大夫说,要给你全身麻醉,然后就把一团东西往我嘴上一捂,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时的全身麻醉,我觉得是用一种土麻药,或者也许是哥罗芳。麻醉后,大夫上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幸亏到我家去的那位女大夫果断,把我送到医院,要不然我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我四姐就是生孩子死的。生产中间,我醒过来一次,大夫又把麻药往我嘴上一捂,我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给我接生的大夫叫雷平,是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最好的接生大夫,延安的孕妇都希望让她给接生。我那天运气好,正好赶上雷平同志值班。

在延安中央医院,新生儿都放在婴儿房里,定时抱到母亲这里来喂奶。我们住的病房是一排排窑洞,在挺高的山上,离所在地村庄的老百姓家有一段距离。每个病房窑洞里最靠后的墙上,都有一个小门洞,那里面是一条打通连接各个窑洞病房的防空通道。新生儿就从那里面抱过来,不用经过室外。

那时候延安条件艰苦,很多人生了孩子都送给了老乡,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因为大家都觉得,参加了革命队伍,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可能无暇顾及孩子。而且,大家都吃食堂,自己没有带孩子的生活条件。我的好友黄灼就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给老乡了,白焱也送了一个,我还知道一些人把孩子送出去了。在病房里,产妇们凑在一起聊天儿,也都是议论把孩子送给老乡。有的产妇已经送出去了。看大家都是这样,我就跟一位产妇说,那你也帮我联系一下儿吧。于是她就介绍来了一位陕北农村婆姨。那位婆姨比我岁数大,三十多了吧,身材不高,梳着盖半边脑门儿的长发,一种当年陕北妇女的典型发型。从她的样子和衣着看,她很贫穷。她到我病房窑洞里来看娃娃,很想要,然后坐下跟我商量抱走娃娃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2)

真说到要把孩子抱走时,我忽然觉得,不行。这是我的亲骨肉,我怀了他十个月呢。这一抱走,我再不可能把他抱在自己怀里。我知道孩子会被抱去一个我不熟悉的环境,那他会怎么长大呢?他还能认识我吗?他还会叫我妈妈吗?我舍不得。再说,一达能同意吗?我忽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带孩子。不管多艰苦的生活,不管多紧张的工作,我要自己带我的孩子。我把延风留下了。

那时,生了孩子的,组织上都发一只鸡。一达领到那只鸡,可高兴了,“抢救”会散了后,认认真真地给做好,让人送到医院来。但是我吃不进去。一连好几天,我浑身疼痛,起不来床,既不能吃,也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行。所以,那只鸡,我没吃一口肉,没喝一口汤。时间一长,又是夏天,一盆鸡长了绿豆苍蝇,护士发现了,给倒掉了。那年月倒掉一锅鸡汤,太让人心疼了!那是我在延安十年,唯一能吃一只鸡、喝一锅鸡汤的机会。我给放弃了。病房大夫魏一斋说我流血太多,让我认真地补一补。但我没东西可补。唯一的一只鸡,也没补成。

我住医院时,一达正在“抢救运动”中,不能出来,所以没有到医院来看过我。只有一个熟识的护士小康,不是妇产病房的,抽时间来看看我。后来我回到家,一达才照顾我。在“坦白运动”里,人人都得坦白,全是自编故事,说自己思想落后、来延安目的不纯、以前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等等。而当时我在生孩子,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一达说我,要是整到你头上,你不会编,“坦白”不出东西来,非自杀不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石畅就因此自杀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后,能翻身了,才开始喂奶。又好几天以后,才能坐起来。人瘦了一大圈儿,开始连路都走不了,后来慢慢地才恢复体力。回到家,就开始自己带孩子了。除了吃食堂的饭,一达还在我们窑洞门口的土坡上挖了个灶洞,支个小锅,捡些柴回来,有时在那儿给我做点儿好吃的——比如,组织上给产妇发点儿白面,他托人给换回来几斤挂面,煮给我吃。我这大儿子延风,小时候条件艰苦,没有营养,整天耷拉着头,小脸焦黄,非常可怜。他最好的营养品,就是我们每天到山下伙房里,老邸师傅给撇的那点儿小米汤油。

老邸叫邸奎元,是延安平剧院伙房的大师傅。他是种蓝(一种染料)能手,评上过劳动模范。我们在延安穿的蓝布衣服,就是用这种染料染的。我们那时年轻,不问谁来自哪里,只知道老邸是河北人,好像是张一山同志的老乡。他十三岁就结了婚,比媳妇小七岁,是小女婿。到延安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延风那时管他叫爷爷。老邸喜欢延风,对我们特别好。单位里人多,我们到伙房打饭时,老邸就主动给延风撇小米粥上的汤。那时我的奶是清水。幸亏有老邸,延风才能喝上米汤,有点儿营养。记得老邸好像还有点儿钱,给延风买过吃的。老邸很朴实善良,过几年解放后,他觉得革命胜利了,工作干完了,就回老家了。后来我们在天津工作住在迪化道时,他还来过我家,住了好久,帮着我们做饭。

延风长到三岁时,1946年,才第一次吃到糖,是牟决鸣从重庆给捎来的。那年底,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我们全部撤离。我把延风放在一只筐里,驮在一匹老马背上,跟刘竞雄同志一起,走了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

求人帮我烧了块热砖,我的腿脚才暖和起来

1948年延安从胡宗南手里收复后,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些人又奉命回到延安。我们住到了宝塔山面向城南的半山上。那时我怀上了大女儿。

当时,宝塔山下比较热闹,有卖米酒的,卖西瓜的。因为贺龙同志的副官给过一达一点儿钱,还给过他罐头,所以,我怀大女儿的时候,吃过两次西瓜,喝过两次米酒,还吃过一次罐头。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简直好吃极了。

我怀孕不到九个月,好像要生了,单位的人就把我抬到乔儿沟去了。鲁艺原来就在这个乔儿沟村里。那时,延安中央医院已经没有了,只有离城七里地外的乔儿沟有这么个临时医院,是由几个大夫凑成的一个医疗小组。我住进了临时医院,却又没事儿了。大夫说,你就住着吧,要不,走了没几天,又得把你抬回来。我就住下了。没想到,住了快一个月,才生了大女儿。

这个临时医院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条件非常差。我住的这间病房,拐弯里间窑住着彭德怀的爱人蒲安修和张经武的爱人杨刚,我记得她们都在那儿割痔疮。外屋炕上四个都是大肚子孕妇,等着生的。加上我,就五个产妇了。炕上睡不下,就给我在炕边搭了块木板,铺上草,我就睡在那上面。挨着我躺的是这边炕上的洪红。她爱聊天,跟我说这说那的。我记得她说她最喜欢花布,一见到花布就走不动了。

那一个月,这些产妇们天天住在那儿,却一个都不生。每天都准备着,可是每天都没情况。最后,入冬时节了,竟然集体行动,一晚上就生了四个。我是那晚上的最后一个。轮到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干燥的消毒巾什么的了,所有东西都是前几位产妇刚用过的,现洗现消毒。用在我这儿,完全湿冷冰凉。我在凌晨时候生下了大女儿,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快两天了,我的腿脚都是冰凉的。我只好求人给我烧了块热砖,找些烂纸烂布包裹,放在我腿下,我的腿脚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次生完孩子后,孩子由产妇自己带。不像生延风的时候,有正规的延安中央医院,有婴儿室,有窑洞里面的通道。这次在乔儿沟,条件差得远了。我睡的那块木板很窄,因此我老担心孩子会被我挤掉地下去,我就没法儿睡觉。刚生了孩子,我们所有产妇就都得自己用凉水洗尿介子——没有热水,冷得不行。11月的初冬季节,病房窑洞里也不生火,夜里给孩子换尿布,实在太冷,我就蒙着被子跪在床上,把我和孩子都盖住,黑着眼儿摸索着换。

我在医院住着时,一达工作忙,顾不上来看我。原来说派个小鬼到医院来,后来也没来。生完了后,一达来医院看过我一次。那年代,我们那群产妇,没有人想到过生孩子时丈夫应该在身边什么的。过了几天,这群产妇一个一个都出院了,大夫也让我出院了。

回到宝塔山上的家里,已经进入北风呼啸的季节。可是我们挡风用的门帘子被人偷走了。但比起在乔儿沟,享福多了。因为组织上发了炭火盆。张一然同志看我们有月孩儿,便说他不烤火,把他那份炭也给了我们。我们因此可以多烧些炭,把窑洞里烧暖和些。不过,月子里要上厕所的话,还得出门外拐到山坡下。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很冷。

大女儿就这样来到世上。因为她是在乔儿沟出生,我们就给她起名叫“乔乔”。

三个月后,乔乔就离开了她的出生地。1949年初,快胜利了,组织上让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让一达参加当年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就带着大儿子延风,组织上给雇的保姆唐来春抱着乔乔,跟好多人一起坐上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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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建国后我又生了三个孩子,条件一次比一次好。在天津工作时,生了小女儿津津和二儿子明明。在保加利亚工作时,生了最小的孩子——小儿子卡林。那是我的第五胎,一点儿没受罪。条件之好,比起在延安,真是天上地下了。

大女儿乔乔后来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学。她从小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赋,体育也好,个子不高,到了中学却是校篮球队主力,还是乒乓球三级运动员。多年后随丈夫住到美国去了。小女儿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学。那时她们俩每个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家来,总特别高兴。看见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着我的腿,抬头望着我,说:“我的勤劳的妈妈,我的勤劳的妈妈……”我虽说劳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孩子多乖呀。津津后来当过记者,又随丈夫去深圳发展,非常能干,成了优秀的企业家。我的二儿子明明小时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学接他回家,在车上,他看见绿灯,就说:“妈妈,绿灯可以回家。”孩子喜欢家,我心里满足极了。回到家里,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画这画那,一画半天,真坐得住,一点儿都不淘气。这孩子到现在还是坐得住,自己搞陕北文化历史传承的研究。小儿子卡林从小爱学习,上学做作业一类事情,从来不用父母操心。他后来成了科学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

孩子们小时候的时代,不讲消费,育英小学和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穿衣服最要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上,总有补丁,过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师还教育孩子们仔细、节约。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师叫朱凡,有时候周末,她怕孩子们把节余带回家的粮票弄丢了,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都给他们缝在衣襟里。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带组织关系,怕丢了,就都是这样缝起来。朱凡老师是从西柏坡走来的,带来了老传统。

我差点儿送给老乡的大儿子延风,长大后做了几十年少先队工作,成为青少年教育专家。他当过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那时候北京有八十万少先队员,延风的表姐宗璞就戏称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看着延风整天忙来忙去的,我想起:当年黄灼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个孩子,抱到老乡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给老乡的女儿,建国后找到了,曾接来北京同住。但女儿不习惯城市,又缺少与生母的亲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陕北农村去了。

2002年,延风和乔乔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还有大门洞立在村口。延风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眺见山上的排排烂窑——那些从前的病房。而当年的产房,已经夷为平地,不见踪影。乔儿沟村里,当年的临时医院,毫无记载,乔乔只能看着旧屋错落,猜测当年产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窑洞?已经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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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王克明

2005年6月,我开始帮母亲整理记忆。那年,我的大姐一家,邀母亲和我去美国他们家,开始这件事。我带着录音笔到了新泽西,八十五岁的母亲则带着记忆,坐在了我对面。以后,在三万字笔记的基础上,我向母亲提问了五年。母亲的记忆闸门,不是豁然打开的,所有的故事,都如涓涓细水,缓缓流淌,或点点滴滴,到我笔下。

很多人说,看不出母亲已有九十高龄。我仔细看,也觉得不像。我想,这跟母亲的记忆有关。因为她的记忆里,储备着笑。五年间,我常听见。一次她想起刘炽叔叔笑说掉牙老友是“无齿之徒”,笑了几天。醒来想起就笑,睡前记起也笑,我听见她自己“咯咯”地笑。记忆竟使她这样愉快。延安时期的老友们,常有幽默,写进文稿,母亲读一次,又笑一次。母亲还笑说,她在文艺单位工作时,有位老艺人向她“汇报思想”,表示拥护政治运动:“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回共产党可玩了命了!”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严厉地让一位老艺人交待历史问题,他低着头问:“您听哪段儿呀?”弄得台上台下都忍俊不禁。母亲竟从那样苦涩的年代里,摘取到幽默的记忆。住我家时,九十岁的母亲,每晚睡前,都快乐地学说南方话的“困觉”:“控告!”然后跟我说:“拜拜!”

母亲不老,更因为她有着不老的真情。她经历过很多亲情永别,情感却不曾随岁月流逝。她的父亲母亲的去世,姐姐们的去世,姐姐孩子的去世,都给她留下刻骨铭心的悲伤。我三姨临终前对她说:“六妹呀,就剩你一个了。”一句话,终结了家人的生离死别,却留下了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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