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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非常忧虑,便开始联系送他们去浮山学习的事。当月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父亲说:“我已函志烜甥,令问房君家私立中学已否成立?如已成者,即将宁、济两孙送往彼处肄业(房君号师亮,与浚甥同学至厚。渠父在桐城某山创一中学校,曾函邀两孙入面)。因该校系在乡间山中设立,无恶空气传染,最宜读书故也。”

二姐对放在武汉的两个孩子,也很不放心。父亲1928年3月21日给母亲信中讲道:“顷接纬女来禀,对于宁、济两孙不肯写信,焦急万分。”于是,安排好二姐的两个孩子,使不学坏,成为父亲的要事。1928年四月初三日父亲给母亲信中说:“现济孙在日本学校,种种不宜,即刻要搬出来。宁外孙在武昌学校,我亦极不放心。我拟于最近时间,送他弟兄到安徽桐城上学。桐城房君与浚甥同学至好,在该县浮山中办一中学,曾函招两孙前往肄业。”两天后,四月初五日,父亲又给母亲一信,说:“忽接济孙禀,言已出校(因日本出兵欺压我国太甚,义不可留故也),专等我送他到安徽读书。”那时刚发生过日军入侵山东屠杀六千多中国人的“济南惨案”。济世小小年纪,已热情爱国,坚决离开了日本人办的学校。

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当月二十七日他给母亲信说:“我送济孙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汉口动身,初八日即抵安庆。将济孙安置妥当后,当即就近至上海一游,在群士先生处住七八日。”信里所说“群士先生”,是刘积学,号群士。当时刚卸任北伐军河南宣抚使职务,寓居上海。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我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5)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面刻着:

孙炳文之墓

民国廿四年八月廿五立

1935年8月25日,是二姐带我在开封四川义地埋葬孙炳文骨殖的日子。如果这是农历,这天就是公历1935年9月22日。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找到孙炳文遗骨的。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有一个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欧阳竟文安排人偷偷给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从我二姐数年以后能带回遗骨——她确认无疑才会把丈夫带回开封安葬——来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二姐曾随孙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与夫家亲戚多相熟识。而且,应该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并且辨识夫君遗骸。

那个四川义地,后来好像归入了开封烈士陵园的范围。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过什么施工,孙炳文就一定还埋在那里。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那时我已经知道二姐夫是被蒋介石杀死的。二姐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我那时知道她是共产党,也知道不能对别人说。那时,我在学校有个姓杨的同桌女生,很信任我,老悄悄跟我说,昨天什么地方又枪毙了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人什么的。一天她红着眼圈小声告诉我,她有个表哥是共产党,昨天也被枪毙了,让我别跟别人说。那时候的政府呀,老杀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我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在郑州帮助救护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在郑州时,开始二姐带我们全队女孩子住在刘积学家。刘积学也是新蔡县人,做过我父亲的学生,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北伐时,他做过河南宣抚使,后来当过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家院子大,房子多,住得下我们。过些天,二姐带我们搬到了另一个住处。有一天我们出去救护,赶上日本飞机轰炸。回来时一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没地方住了。刘积学听说后,非常着急,派人到处找我们。我知道了,就赶紧去他家。见到了我,他才放下心来。他让我坐下,跟我说了半天话。其中,他感慨地对我说:“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我们的救护队解散后,二姐就北上山西了。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6)

父亲送我到延安时,二姐和她的女儿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壁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二姐信中还说:“兰(维世乳名)走了之后,一切东西你去收拾没有?尤其是那包文件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保存起。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一床很薄的棉被,现在不够用,请你设法把那床厚而软的棉被托人带给我。交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陆竟如转我。”

二姐离开了延安,维世又去了苏联,她们娘俩儿的东西都留下了。我那时没想着她们可能还会回延安来,结果把她们的东西都送人了。有人没被子,我就说这儿有,让人家拿走了。二姐写信让我给她带被子去,我拿不出来了。当年冬天二姐回来,仍没被子盖,笑着说我:“傻丫头,你没想想,我还得回来呢,我回来用什么?”二姐在重庆时,曾经把她的薄毛衣等好东西,托帅孟奇帅大姐带到延安给我,说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显得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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