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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埃莱娜 1(第1页)

今天晚上我要早点睡觉,我不知道能不能睡着,反正我要早上床。巴维尔今天下午去了布拉迪斯拉发,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去布尔诺,然后乘汽车。我的小乖乖兹德娜要一个人在家待两天,她对这个倒无所谓,并不非要有我们陪着她,至少她不爱跟我在一起,而喜欢巴维尔。巴维尔是她的第一个男性偶像,应当承认,他懂得怎么样跟她相处,他一向善于和女人,也包括我周旋,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个星期他待我又像从前一样了,拍拍我的脸,指天画地发誓说等他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的时候到摩拉维亚去接我。看他的意思,我跟他应当好好谈一谈,也许这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也许这是他想让我和他又恢复到从前一样。可是他为什么要到这时候,等我现在已经认识了路德维克,才想起来这么做呢?我越想越不安,然而我不应该悲哀,不应该,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句伏契克的名言是我的座右铭,他即使在受刑的时候,甚至在绞刑架下,也绝对没有悲哀,虽然今天,乐天已经过时。我这个人有点傻呵呵,这有可能,但人家那种摩登的怀疑主义也跟我差不多,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就该放弃我的傻而接受别人的傻,我不愿意把我的生活劈成两半,而想要一个从头至尾、前后一致的生活。正因为这样,路德维克那么使我中意,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我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个平易的人,单纯、清澈见底,我喜欢这样,也是一直这样过来的。

我并不因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感到羞耻,我没法和过去的我截然不同。十八岁以前,我的全部见识,就是外省规规矩矩的有产阶级家庭那套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公寓,还有学习,学习,根本不知道在七重高墙之外的真正生活。后来,我于一九四九年来到布拉格,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那么强烈的幸福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也恰恰因为这样,我一直无法把巴维尔从我的心里抹掉,即使我现在不再爱他,即使他使我痛苦,我不能抹掉他,巴维尔,他是我的青春:布拉格、学院、大学生宿舍,尤其是还有伏契克歌舞团这个学生团体,如今再没有人能懂得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团里,我认识了巴维尔,他当时是男高音,我,女次低音,我们两人参加了不止上百次的音乐会和文娱演出,唱苏联歌曲,我国的政治歌曲,当然还有民间歌曲。我们最心爱的是那些民间歌曲,我迷恋摩拉维亚音乐,竟至于虽然生在波希米亚,却觉得自己是摩拉维亚姑娘一样;我把这些歌曲当作生活的火车头,对我来说,那些歌和那个时代,和我的青春岁月,和巴维尔,都是分不开的。每当我听到它们,心里就会冉冉升起太阳。最近几天,我又听到了这些歌曲。

当年我是怎么会和巴维尔拴到一起的,简直跟谁都说不清。这好像是蹩脚的小说:一个解放节,在老城广场上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我们歌舞团也去了;我们到处一起行动,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里总是抱成小小的一团;主席台上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有外宾,许多人讲话,一阵阵热烈欢呼。后来,陶里亚蒂走到麦克风前,用意大利语作了简短祝词,整个广场像惯常那样报之以欢呼、鼓掌、一字一顿呼喊口号。在这一片人海中,巴维尔正好在我身边。我听见他一个人在这样的暴风雨中大喊着什么,那是很特别的话,我望着他的嘴,看出来他是在唱歌,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他在嚎,他要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跟他一起唱。他唱的是我们节目单上的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这首歌在当时非常风行:前进吧,人民,高举红旗,红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不满足于按道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要去打动人家的心。我觉得在布拉格的广场上,给一个工人出身的意大利领导人唱一支意大利革命歌曲,以这种方式来向他致敬真是妙极了。我想到这里激动万分,希望陶里亚蒂也和我一样激动万分,于是我鼓起全身的劲伴着巴维尔唱,又有几个人,然后再有几个人跟上来,最后是我们全团高唱。但广场上的呼喊响得厉害,而我们才五十人,一小伙;人家至少是五万,绝大多数,拼是拼不过的。在唱第一段歌词的时候,大伙儿以为我们就要顶不住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在唱什么,可是奇迹出现了,渐渐地有很多声音加入进来,大家开始明白了,慢慢地,从广场的喧嚣声里,歌声脱颖而出,仿佛一只蝴蝶,从一个硕大无朋、轰轰作响的蛹壳里飞出来。终于,这只蝴蝶,这支歌,至少是最后几个节拍,飞到了主席台上。我们全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位头发花白的意大利人的脸,当他的手动了一下时,我们似乎觉得那就是他对歌声的反应;于是,我们兴奋极了,我当时甚至深信不疑看见了他眼眶里的泪花。

不知怎么的,在激动而狂热的情绪中,我拽住了巴维尔的手,巴维尔则紧紧握着我的手。当广场又恢复平静,另一个发言者走到扩音器前时,我很担心巴维尔会放开我的手,但他一直握着,直到大会结束,甚至在散队以后,我们也没有分手,在到处是鲜花的布拉格街头,溜达了好几个钟头。

七年以后,小兹德娜已经五岁,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竟这么说,咱俩结婚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党的纪律。我知道,我们当时正在吵架,他这话是假的。巴维尔本是爱我才娶我的,他变心是在后来,但是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还真叫我寒心。正是他曾不断表白说:今天的爱情是新的爱情,它不是躲到一边的儿女私情,而是战斗中的鼓舞。再说我们正是这样对待爱情的:我们中午甚至没有时间吃饭,而是在青年团的书记处啃两个小小的干面包;然后我们有时直到上完一天班也见不着面;一般都是我等巴维尔直到午夜,他开会回来,那些会都是没完没了得进行六七个小时;我得空就替他抄在各种报告会、培训班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在他看来极其重要,只有我最清楚他对自己的政治报告是否成功看得有多重。他在发言中曾说过不下百十次:一个新人和一个旧人是有区别的,因为一个新人已经在他的生活里永远消除了公和私的对立。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他反倒责备起我来,说什么同志们当时没有尊重他的个人生活。

那时候,我们交往已有两年,我渐渐着急起来。没什么可奇怪的,任何一个姑娘都不会对一个大学小伙子的泛泛之爱感到满足,而巴维尔,他却满足了,习惯于这种有快慰而没有义务的状况。不管哪个男人都有点自私,女人须得自卫,只有靠女性自己来捍卫女性的使命。可惜巴维尔对这一点不如我们团的同志们懂得深,他们曾经把他找到团委去,我不知道他们对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起过,不过他们大约对他说得很不客气。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很严肃的,就算他们当时有些过分,但多讲道德总比如今不讲道德强。巴维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回避我,我以为一切都完了,非常绝望,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后来又来找我,我的双腿抖得厉害,他向我道歉,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克里姆林宫纪念章,他最珍贵的纪念品,我永远也不会把它丢开,它不仅是巴维尔的纪念品,而且意味深长。我顿时幸福得泪流满面。半个月以后,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全歌舞团都来了,热闹了一天一夜,大家唱啊,跳啊。我对巴维尔说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有一天咱俩相互背叛,那就是背叛参加我们婚礼的大伙儿,背叛了老城广场上那次集会,同时也是背叛了陶里亚蒂。今天当我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背叛了这一切,我真想发笑……

[2]JuliusFu?ík(1903-1943),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作家。​[3]Palmiro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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