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否决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有一位信奉王纬宇的县委书记陪同,那么长眠的女指导员肯定会皱眉头的。
“快赶回柳墩去吧!”他尽管这样说,目光仍舍不得离开原来耸立着银杏树的村子尽头,可是新盖的房屋,挡住他的视线,游艇又不理解人的心情似的飞快行驶,三王庄很快落到身后边了。
芦花……于而龙在心里同她交谈起来。
要不是意外地巧遇着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恐怕此生也只是在魂梦里来到她的身边了。只是一句无意中的言谈,才导致游击队长,重返故地,在石湖上乘着游艇疾驶啊!
“芦花,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劳辛,我们那位感情洋溢的诗人!”正是这位记者兼诗人的罗曼蒂克式人物,使于而龙三十年回乡的梦变为现实,而他和认为早已牺牲物故的劳辛见面,实在是极其偶然的。
去年,一九七六年的最初几天,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满城白花,阵阵哀乐声中,阳明,原来在根据地里他们的政委,长期卧病以后,也随着那颗殒落的巨星与世长辞,再也比不上那一年春天,整个中国更为苦痛的了。
阳明是一位非常体贴关怀下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于而龙心肌梗死发病住院,这位政委还拖着很重的病,来看望过他。很清楚,是路大姐去告诉他,并要他来的。那时,周浩的处境要更糟糕些,一个被命名为“还乡团支队长”的挨批之人,怎么能到医院里来探视他于而龙呢!又不知该造出什么舆论,作出何等文章。但是,在部队工作的阳明抱着病来看望了,他身体瘦得可怜,但精神矍铄,一个劲地说啊笑啊,劝于而龙不要颓唐,鼓起信心活下去。
“你就放心吧,阳明同志!”
“我对你还是蛮有信心的,谁让你是一条龙呢。”他温和地笑了,自从于而龙认识这位领导人以来,从来都是这样和蔼可亲,令人感到格外温暖。
谢若萍对这位部队首长说:“现在他是趴下的虫了!”“没关系,鱼龙变化,未来还是可以飞腾的。看咱们那头铁打的狮子,不也被捆住了手脚嘛!”他轻松地谈起周浩。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这种谈话方式使于而龙惊讶,为什么他不把事态看得那么绝望悲观,好像不得了,天全黑下来了。阳明敲敲他那铁床,发出丁当的声响:“有句俗话,叫做百炼成钢,听见没有,这是从烈火中炼出来的金石之音;你搞多年工业,更该明白这个道理。像我癌已扩散,指日可数之人,还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呢!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他笑着问:“还记得六七年,我作为你的同谋犯,从你们工厂偷着往外运那套动力实验资料?”
“全让他们烧了,二十年辛苦,付之一炬!”
“造孽啊!”他叹了一口气:“总有恶贯满盈的一天!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曾经趴下,可不曾服输,用他们的话,就叫做蠢蠢欲动,伺机再起,现在怎么啦?背一回氧气袋上台做检查,就失去勇气啦!”
——他全知道,全知道,一切他全了如指掌啊!
但是于而龙万万没料到,他出院还不曾来得及去探望政委,倒先接到了他的噩耗。谢若萍害怕老伴过于激动,直到开追悼会了,才不得不告诉。
——芦花,你该比我更熟悉阳明同志,他还是你们那一届抗大分校的负责人,那是一位多么严谨正直的老同志,又是多么爱护干部,关怀下级的好领导啊!
于而龙还记得最初攻打县城失败以后,政委来到三王庄,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不能使于而龙的忐忑之心稍稍平静下来,多少有点耗子见老猫似的,估计周浩式的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于是端坐在船舱里他的对面,准备迎接这场暴风雨。后来,游击队长才体会到政委和司令员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安排在船舱里个别交谈,正是他的细致之处,不像“将军”,那管人前人后,噼里啪啦一顿机关炮,搞得人下不了台。
阳明没有责备他,连一点批评口吻都未流露出来,而是文静地询问着战斗的全部过程,哪怕极其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再三再四问个齐全,半点也不着急。那时候,于而龙是刚出炉的烧饼,虽然有股热劲,但还显得软嫩,是个才学会打仗的初级指挥员,有些问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有些数字,模里模糊说不准确——要碰上周浩,眼睛早直了,就得朝你拍桌子。但他挺有耐心,宁静地等于而龙想好再回答,这时,只听水声汩汩地拍打着船帮。
王纬宇打发通讯员长生,至少来送过十回茶水,最后,阳明笑着说:“回去告诉关心你们队长命运的人,我保险不把他吃掉。”
事后,游击队长把参谋——王纬宇那时是参谋,叫到偏僻处,生气地问:“你在搞什么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脑门上么?”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许会那样做。”
“敢作就敢当,我不像你。极力主张打的是你,出了娄子拼命把自己摆脱出来也是你。”那时,王纬宇仗打得英勇,没有少给他哥苦头吃,凡是能教训王经宇的地方,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县城的奥援。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测量一下领导同志的温度,拿船家的话讲,也就是要观一观风色!”
接着,政委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似的,一项一项都摊在船舱里,类似沙盘作业那样,从最初对敌情的判断,到一场攻坚战设想的形成,再从一二梯队的运用,发起攻击的时机,各种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队的干部思想,战士情绪,从头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剥莲蓬一样,一层一层给于而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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