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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根据地。他们在工作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受到西北工委和刘志丹等多数同志的抵制。

1935年秋，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游击队奋力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先后取得绥德老君殿、吴堡慕家园子、定仙墕战斗的胜利。9月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苏区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与陕甘边区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获悉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组织动员群众欢迎慰劳红二十五军，还带领保卫分队前往迎接。西北工委组织部当即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我们要“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陕甘同红军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同时，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开赴延川县永坪镇，准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捐助食品和鞋袜，派代表慰问。西北军委接到通知后，刘志丹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会议，进行欢迎红二十五军的部署。各团分别进行了传达，并南下永坪镇迎接。

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受到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在永坪召开了欢迎大会。9月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回到永坪，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两会军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会师的前奏。徐海东在回忆他与刘志丹见面时写道：“他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对革命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的爱戴。我们见到他，真是万分高兴。”两军会合后，为了互相学习，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红二十五军慰问和参观。同时，西北军委还将直属的500多人的少共营拨给二十五军以补充部队。当日，为了加强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9月17日，在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鄂豫陕省委及军队主要领导人于永坪镇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统一领导机构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长白茜；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秘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长白如冰；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设三个师，共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后，成立了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

9月18日，在永坪召开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同时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徐海东、刘志丹等分别代表红二十五军、西北红军讲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此时，西北红军得悉中央红军已经北上，有向陕北前进的消息，立即决定组织主力部队向南发展，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

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及东北军在内的十多万军队，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这块苏区。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刘志丹率领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经五小时激战，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第一一0师。击毙其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师长何立中负伤逃到甘泉毙命。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各种炮12门。劳山战役的胜利，给敌人以极大的震动，驻守瓦窑堡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星夜南逃绥德，安定县全境解放。

10月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安定县瓦窑堡。此时，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令东北军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一部除继续围攻甘泉外，其余大部由东西两面向固守富县榆林桥之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东北军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在红十五军团反“围剿”作战期间，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天险腊子口向陕北挺进，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出了贡献。

（五）、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后，省委于7月25日和30日连续两次发出指示信，向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特委传达省委沣峪口会议的精神。第一封信是写给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和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的。第二封信是写给郑位三和鄂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的内容基本相同，均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的决策，要求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担负领导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任务，把现有的游击武装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

鄂豫陕省委的指示信于8月初交到当时在蓝田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手里，后因李志英被叛徒杀害，两封信落入敌手。鄂陕、豫陕两特委与省委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去向，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力量薄弱的艰苦情况下，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8月底9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分别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红二十五军在陇东作战的消息，才知道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北上。两特委遂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的梁家坟村会合，并于9月9日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指出，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而国民党军正在发动疯狂的进攻，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对我有利，两特委又有半年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近300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正确，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游击作战的方针应机动灵活，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同时决定了中共陕南特委的组成人员，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琨为常委。

10月6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师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约700人。

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后，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苏区的广大区域内，由东向西，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先后打了五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反动武装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从而坚持了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36年3月下旬，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东江口休整。3月23日，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由陕北来到东江口，带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将近一年，现在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中央的声音，全体党员和干部战士欢欣鼓舞，革命斗志更加高昂。为了使中共中央了解鄂豫陕根据地的情况，次日，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起草以“志清”（陈先瑞的代名）和“卫劳”（郑位三的代名）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交程福才带回陕北。

在东江口休整期间，鄂豫陕特委组织干部初步学习了中央的文件，4月，特委率红七十四师转战到根据地东部地区，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举行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决定坚决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会后，鄂豫陕特委将《八一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有一些改变，正如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后来回忆的，这次有了中央文件，使我们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提高。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努力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则重点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他们为部队解决粮草、寄养伤病员、采买药品布匹等。对俘虏的国党基层官兵和罪恶不大的中级军官，经抗日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反动地方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鄂豫陕特委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对其土地也只没收封建剥削之部分。红军还一直保护城镇工商业，保护邮政和学校等。以上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后发动了成县、徵县、两当、康县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三个团集中起来活动，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

正当鄂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胜利进行斗争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

鄂豫陕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商洛地区，是陕西东南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必经的交通要道之一，由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曾在商洛地区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决定，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部组成的红十五军南下商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937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商县（今商州区）。

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的同时，周恩来命令在蓝田县灞龙庙一带活动的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原地待命。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西安事变前被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月中旬，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也撤出商县，移防镇安、柞水一带。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2100余人。1937年6月，郑位三奉调回延安，中共鄂豫陕特委撤销。毛泽东在延安亲切接见了郑位三，充分肯定和赞扬了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执行中央决策，为实现战略转变所作出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自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于1935年10月抵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保存完整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00、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红74师

37年1月10日，红15军团为了保障西安右翼安全，从咸阳地区向西安东南挺进。13日，毛泽东命红15军团即向商县前进，勿在蓝田停留。

15日，红15军团进至商县地区。上下级配合默契：“毛主席之所以要15军团迅速开到商县，因为商县古称商州，是陕西省东南地区的行政中心；东接豫鄂，北达西安，西通汉中、甘肃，南临汉水，是鄂豫陕边的军事重镇。军团首长明白毛主席派我军团控制此地，在政治上显示了我军以实际行动配合友军保卫西安，巩固三位一体之团结，增强军民之斗志，以配合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的谈判；在军事上我军到此地可以箝制和打击从汉中和河南来的中央军，以保障西安右翼的安全。此外还可与红74师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有助于主力的作战等项重要的目的。”

22日，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红74师从灵宝、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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