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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病房（第1页）

一

医院的后院有一座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锈迹斑斑，烟囱塌了半截儿，门前的台阶已经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剥落，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是田野；一道戳着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厢房和田野隔开。这些尖头上翘的钉子、围墙和厢房本身，无不给人一种独特的死气沉沉，千人怨万人咒的感觉，这样的外观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有。

如果你不怕被荨麻刺痛，那就沿着一条通向厢房的狭窄的小道过去，眼前就会呈现这样一幅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是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狼藉。床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蓝白条纹的衬衫和一无用处的破鞋——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狼藉一地，正在霉烂，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衔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乌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色。他的表情严厉，脸色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平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嶙峋，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不问什么地方，打了就算，相信不这样这里就会闹翻天。

再往里走，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除去外室，整个空间全被它占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污浊的蓝色，天花板熏得黑乎乎的，跟不装烟囱的农舍差不多。显而易见，到了冬天，里面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浓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面目丑陋。地板灰暗，粗糙。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煳味、臭虫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仿佛进入了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他们都是疯子。

里面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着，眼睛死死地盯在一个地方。他日日夜夜摇头晃脑，唉声叹气，一脸苦笑，满腹愁肠。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问他什么，也很少搭腔。给他吃的、喝的，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声声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是个患肺痨的人。

第二位是个身材矮小、活跃而手脚不得闲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像灰雀那样，不停地吹着口哨，或小声唱歌，嘿嘿地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双拳捶胸，手指头抠抠门缝儿。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六号病房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病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已成了城里供人逗乐的角色。只要他出现在街上，就会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人们对此情景早已习以为常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来来去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格瓦斯，有的给点儿面包，还有人给个一戈比的硬币，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儿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起这种事来从不手软。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就是不安分的行为。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戈比，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勺子给睡在他左边的一个瘫痪病人喂饭。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是个被虐狂。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坐着。他老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焦躁、紧张之中。只要外屋里稍有风吹草动，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细听起来：莫非是有人来找他？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度惊慌和厌恶的神色。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凸出的方脸盘，这张苍白、忧郁的脸，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颗饱受惊吓和苦苦挣扎的心灵。他的脸容奇特、病态，然而他的面容上刻下了深切而真诚的痛苦，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素养，他的眼睛闪出温暖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除了尼基塔，他对所有的人都异常客气。谁要是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将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们道早安，睡觉前祝他们晚安。

除了始终紧张的心态和病态的脸相外，他的疯症还有这样的表现：有时在傍晚，他裹紧病人服，浑身发抖，牙齿打战，开始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急速地来去穿梭，像是他正害着严重的寒热病。有时他突然站住，眼望自己的病友，看来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他又显然以为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他们理解不了他的话语，于是他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想说话的欲望占了上风，他便无所顾忌，尽情狂烈而激烈地说起来。他的话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有时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然而在他的言谈中，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听他说话，你会觉得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疯话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谈到这些铁窗总使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凶残。结果他的话就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混成曲，尽管是老调重弹，然而却远没有唱完。

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是位既有地位，家道也殷实之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时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从此一连串灾难便接踵而来。安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被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被拍卖，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落到了两手空空的惨境。

父亲在世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彼得堡，在大学读书，每月能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从不知穷滋味。他的生活发生剧变后，他只好从早到晚去给人授课，收入低微。他也做抄写工作，却仍旧忍饥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好不容易谋得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因跟同事相处得不好，不受学生欢迎，很快他就辞职不干了。接着是母亲去世，他失业在家有半年之久，只靠面包和水度日，后来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最后因病被解职。

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个疾病缠身的人，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如此。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感冒不断，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想跟人们交往，但他生性急躁、多疑，与人合不来，缺朋少友。他向来瞧不起城里人，总说他们粗鲁无知，过的是浑浑噩噩的禽兽般的生活，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他说起话来用的是男高音，响亮而激烈，怒气冲冲，愤世嫉俗，要么兴奋欲狂，惊讶异常，但无不一片真诚。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交往的人中没一个有高尚的情趣，结果害得生活死气沉沉、毫无意义，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之辈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和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为此而感到震惊。他评论人时总加上浓重的色调，非黑即白，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分成卑鄙小人和正人君子两类，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津津乐道，满腔热情，但他一次也没有爱过谁。

尽管他言辞尖刻、神经过敏，城里人都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33]。他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天性，正派纯洁的道德，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无不唤起人们心中美好、温馨而忧伤的情感。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城里人的话说，他不啻是这个城市里的一部活字典。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简直是在狼吞虎咽，根本来不及细嚼慢咽就吞下去。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病态习惯之一，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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