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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六个北非人在福楼拜雕像下玩金属地掷球。掷球时发出的噼啪声,清脆响亮,盖过了拥堵的交通所发出的隆隆声。一只褐色的手,用指尖在银白色的球体上做了最后嘲弄般的抚触后,就把球投掷了出去。球落下,又沉重地弹了起来,然后顺着弧形曲线在缓缓散去的大粒大粒的尘土中滑落。投掷手继续保持着如同一尊漂亮的临时雕像一般的姿势:膝盖似伸直而又没完全伸直,右手出神地伸展着。我注意到了一件翻卷起的白衬衫、一条赤裸的前臂以及手腕背面的一个色斑。那不是一块手表,起初我还以为是,它也不是一个文身,而是个彩色摹绘:一个在沙漠地带颇受人敬仰的政治圣人的面孔。

就让我从这尊雕像开始吧:一尊高高在上、亘古不变却并不漂亮的雕像,一尊挂着铜色的泪水的雕像。脖子上领带松散,身上穿着古板的马甲,裤子鼓鼓囊囊,胡须蓬乱,机敏冷傲,这就是这个人的形象。

福楼拜并没有回敬行人注视的目光。他的眼睛从修士广场开始一直往南,朝大教堂望去,掠过这座他鄙视的城市,而这座城市也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的头颅自卫般地高高昂起:只有鸽子们才能充分欣赏作家的光头。

这不是原先的那尊雕像。1941年,德国人把首尊福楼拜雕像弄走了,连同栏杆和门环一起带走了。也许,他已被加工成了帽徽。有十多年时间,雕像底座是空的。后来,一位鲁昂市长喜爱雕像,发现了原先的石膏模型,那是一名叫利奥波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制造的。后来,市议会同意塑一尊新的雕像。鲁昂为自己购买了一尊金属雕像,其中百分之九十三是铜,百分之七是锡:雕像的浇铸工们,沙蒂村的工匠断言道,这样的合金可以防止腐蚀。另两个城镇,特鲁维尔与巴朗坦,对这个项目也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石头雕像。这些石像不耐磨。在特鲁维尔,福楼拜的大腿不得不进行修补,他的部分胡须也已脱落:如他上嘴唇的钢丝戳在了外面,像长在混凝土树桩上的枝桠。

也许可以相信铸造厂的保证;也许这第二版的福楼拜雕像会经久不衰。但我看不到值得自信的特别理由。其他许多与福楼拜相关的东西都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他一百多年前去世,而他所留下的都是纸上的东西。纸张、思想、词语、隐喻,可转化为声音的构思精美的散文文字。这恰巧可能正是他希望得到的;只是他的崇拜者们却在感伤地抱怨着。作家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在他死后不久便被人拆除了,取而代之建起了一座用受损小麦提炼酒精的工厂。要销毁他的雕像也不用费多少力气:如果说一位爱好雕像的市长可以建立它,那么,另一位中规中矩的书呆子,读了一点萨特写福楼拜的文章,也许就可以狂热地将它拆除。

我从福楼拜的雕像开始,因为那正是我启动整个计划的地方。为什么作品会使得我们去对作家刨根问底?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作家清静一点?为什么作品本身还不够?福楼拜希望作品是自足的:几乎没有作家会更加相信书写文本的客观性,更加相信作家个性的无足轻重;然而,我们还是要忤逆他,去刨根问底。形象,面孔,签名;百分之九十三的含铜量雕像以及抗变色合金照片;衣物的残片与头发中的一绺。是什么使得我们对遗物充满着欲望?我们难道不觉得词语足够了吗?难道我们认为一个生命遗留物包含着某些有助于理解的真实?当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去世时,他那位有生意头脑的苏格兰奶妈就开始悄悄地出售头发,她称这些头发是四十年前她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崇拜者、探索者还有研究者一共买下了足以填满一只沙发的头发。

我打算把克鲁瓦塞留到晚一些时候。我在鲁昂逗留五天,儿时的天性依然使我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作家创作时有时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冲动呢?别急,别急,最好的还在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没有写完的书该是多么令人心急啊。顿时,有两本书浮现在我脑海中:在《布瓦尔与白居谢》中,福楼拜竭力囊括整个世界并企图征服之,囊括人类奋斗与失败的历程;而在《家庭的白痴》中,萨特则竭力想囊括福楼拜的全部:囊括并征服这位大师级作家,这位高明的资产者,这个叫人恐惧的人,这个敌人,这个圣人。中风结束了第一本书的计划;失明使得第二本书草草收尾。

我曾经想自己写书。我有了些想法,我甚至还做了笔记。但是我是医生,成了家,有了妻室儿女。我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楼拜很清楚这一点。当医生是我所能做好的事。我的妻子……死了。孩子们现在都各奔东西了;什么时候感到内疚了,他们便给我写信。自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生命!生命!要不断地勃发!”前两天,我正读到福楼拜这样的呐喊。它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尊大腿上修补过的石像。

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它们并不是憎恨的原因。已经有太多的书了。另外,我想起了《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好友德洛里耶正在回顾他们的人生。两人最后最喜欢的是多年前一次一起逛妓院的事。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他们对这次冒险进行了详尽的计划,还特地卷了头发,甚至还为姑娘们偷了花。但当他们到达妓院时,弗雷德里克便没了胆子,于是两人一同逃跑了。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福楼拜暗示说,欢乐的预期,难道这不是最靠得住的欢乐形式?谁愿意一下子就到达获得欢乐的凄凉楼阁中呢?

第一天,我在鲁昂四处看看,努力想辨认出我在1944年来时所看到过的鲁昂。大片的地方当然遭遇过炮弹轰炸;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修补大教堂。我没有找到多少东西给单色调的记忆增光添彩。第二天,我驱车到了卡昂,然后向北到了海滩。你可以按一系列受风雨侵蚀的锡制路标走,这些路标是由公共工程运输部竖起来的。这样一条条联军抢滩登陆的环线路:是诺曼底登陆中的一条旅游线路。在阿罗芒什以东是英国军队与加拿大军队登陆的海滩——黄金、朱诺、宝剑。不是凭想象选择的词语;远不如奥马哈和犹他难忘。当然,除非是人们的行动使得这些词语叫人难忘,而不是倒过来。

格雷滨海,库赛叶滨海,维拉帕米滨海,阿内勒,阿罗芒什。沿着窄窄的背街小巷,你突然走到一个叫皇家工程师的广场或一个叫温斯顿·丘吉尔的广场。生锈的坦克守着海滩小屋;厚厚的石板纪念碑就像是船上的烟囱,上面的英文与法文宣告说:“1944年6月6日,在这里盟军的英勇作战解放了欧洲。”四周很宁静,没有一点凶险的感觉。在阿罗芒什,我把两枚一法郎的硬币投人全景望远镜里(1560的高强度、长时间),顺着弯曲的海象般的桑椹临时港,一直向外望到大海。混凝土桥墩沉箱看上去是“点—横—横—横”的样子,海水在中间从容不迫地流淌着。绿鸬鹚成了这些方方正正的战争时遗留的石块上的移民。

我在那家俯瞰着海湾的舰队酒店里吃了午饭。紧挨着我的朋友们——是那时的岁月里突然结识的朋友——死去的地方,但我的心情却依然平静。英国第二军团的第五十装甲师。一段段的记忆从看不见的隐蔽处浮现出来,却没有出现情感的波澜;甚至没有任何情感的记忆。午饭后,我来到了博物馆,观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接着,驾车十公里到了巴约,去察看九个世纪前的另一场越过海峡侵人的遗迹。玛蒂尔德女皇挂毯就像是一部横向展开的电影,把一幕幕都连接了起来。两起事件似乎同样奇怪:一件过于久远,缺乏真实感;另一件太熟悉,使人难以置信。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在参加期末舞会时,不知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头身上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以免被大家抓住。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跌倒在地上,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过去似乎就常常像那头小猪。

在鲁昂的第三夭,我步行到了主宫医院,那是古斯塔夫的父亲当外科主任的地方,也是作家度过他童年时代的地方。沿着古斯塔夫·福楼拜大街,经过了福楼拜印刷厂以及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你一定会觉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医院附近停了一辆大型的带仓门式后背的白色标致车:上面漆着蓝色星星、一个电话号码以及福楼拜救护车的字样。作家是一个救死扶伤者?不太可能。我记得乔治·桑对比她年轻的同行有过严肃的批评,“你制造凄凉,”她写道,“而我制造慰藉。”这辆标致车上应该写乔治·桑救护车的字样。

在主宫医院门口,迎我进门的是一个形容樵悴、心神不宁的看门人,他的白外套让我纳闷。他可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也不是板球裁判。门外套意味灭菌消毒和清明裁断。为什么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要穿着它——为防止福楼拜的童年受细菌侵袭?他解释说,博物馆部分的内容是有关福楼拜的,部分内容是有关医学历史的,接着,他匆匆忙忙地带我参观,在我们身后响亮而迅捷地锁上门。我参观了古斯塔夫出生的房间,看了他的古龙香水瓶、烟草罐以及第一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作家各式各样的肖像,证实了他从早期的英俊少年变成了大腹便便的光头的悲惨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是因为梅毒。有人给的答案是,那是十九世纪正常的衰老过程。也许仅仅是他的身体的一种规律吧:当心智宣告过早的衰老时,肌体便尽量相伴而行。我不时提醒自己,他曾经长着一头金发。要记住很不容易:照片使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黑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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