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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第1页）

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语，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昭常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中1958年5月13日条下写“昨今日皆研究离书”及刻印的事，即隐指此事。7月10日条下写“夜大中请我和启扬晚饭，后去新生看God’sLittleAcre，我是老马请的。”就是事成后孟大中的庆功宴。施启扬当年肯这样义助朋友，冒险一起伪造文书，我至今感谢他。

我在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写的借书信，经常是这样子的：

李敖兄惠鉴：

下列诸书写报告须做参考之用，不知贵系图书室或中文系图书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请即交由家弟敏雄携至法学院是幸：

（一）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册）

（二）程树德?《中国法制史》望能速借，劳神之处谨先在此致谢。专此敬颂学安

（请代向贵室诸室友问好。）启扬上5月16日

李敖兄：

来访未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发达史》及《历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学期结束前（1月15日前后）奉还。

祝愉快！启扬留12月24日中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书籍贫乏，今日不难找的书，当时都视为奇货。从这两封信中，也可约略看出那时大学生的处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1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耀勋16阙至正17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7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启扬上9月5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扬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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