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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就是。比如仙鹤的鹤,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他就这么发音——鹤。他说话的声音不响,可也不是有意的轻柔,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还是带些懒散。妹头中意他的,就是这口上海话。还有,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那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有官腔。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语言,所以是官腔的语言,而大队辅导员,则是个官腔的女人。总之,妹头不喜欢官腔,而颓废气,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所以,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无意识地,她对图画课也比较别的课更有些兴趣。当然,也是一般的兴趣。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只是能过得去而已。不过,有一次,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就像方才说的,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画完之后立即交上,当场批了分数,便可离开课堂,不必非等下课铃响。这一次,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朱秀芝。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他问道: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秀字,总有点特别,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朱秀芝的名字。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还是相当有兴致的。妹头回答是,李老师就说:你哥哥很巴结的。巴结也是上海话的说法,是努力不放松的意思。

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的,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飘渺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大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第三章

第三章

大弟和妹头一点不像,不是说长相,而是气质。大弟是有些土的,长年是家做的蓝布衣服,脚上的鞋是手纳的厚底,再上一层轮胎胶,圆口的鞋面,鞋帮铁硬的,好像要穿一百年的样子。衣领上又总是系着一条红领巾,臂膀上别着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他是那些学校里的好学生,倘若不是因为土,他大约就也要有妹头所不喜欢的官腔了。当然,对自己家人是会有另一种标准。大弟的头也常是剃得很糟糕。他倒是到街对面小马路上的理发店去剃,那是他们通常去的地方,师傅们也都认识。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却经营了很多年,师傅都是老师傅,说着扬州话。别人都知道挑人,因师傅中有个女师傅,是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倒是上海人,可为了表示她是剃头的正传,她也操了一口扬州话,但这对她的手艺丝毫无补。像大弟这样不挑不拣的半大顾客,往往就落入她的刀下。她把大弟的头剃成一个标准的乡下人:后面刮得发青,头顶一径推上去,形成一个尖,额前,却留了一络长长的发,这一络头发落到眉际,就像小姑娘的刘海。想想看,这样的发型,脚上是那样的鞋,因为在长个子,袖口裤管总有些吊,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糟货的气味。你简直不相信这是淮海路上的人,可淮海路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半大不小的男孩子,目不旁视地走在摩登的男女中间,并没有一点自卑的表情。相反,他们很自如。像大弟这样的,手里还握了一本四角卷起,皱皱巴巴的旧书,去找他们的谈得来的好朋友。在这条马路的街面或者弄堂的房子里,住着不少这一类的严肃老成的孩子,后来大弟戴上了近视眼镜,白边的学生眼镜,这使他就像一个来上海学生意的外乡人。可是,就是这个外乡人,要是和真正的外乡人站在一起,他却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乡人,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做到从容镇定。

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哥哥是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他的速算参加了区里的比赛,还得到了名次,他又是市少年宫手旗队的队员,还有,他喜欢航模。六年级时,他做了一艘舰艇,涂上了油漆,漂亮极了。爸爸妈妈将它放到五斗橱上,作为摆设。这艘白色,围着红线条,插着彩旗的舰艇,与房间里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风格并不相称,可它带来了一种开放的气息,它使这个家庭有了新鲜的希望。妹头很珍爱这艘舰艇,她用一支废毛笔,沾了水,轻轻地扫着它上面的落灰,犄犄角角都扫干净。她的本心是不会对这类玩具有兴趣,妹头不是一个喜欢玩具的人,或者说,她喜欢的是另一种玩具,带有真实性和实用性的,比如缝纫机,绣花绷,绒线针,等等。但是,这舰艇却不同。这里蕴藏着妹头所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智慧和技能,又是出自家人的手,她对此怀着崇敬的心情。

可是,就在哥哥考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此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平静。妹头和小弟依然上学下学,小学尚未停课。哥哥则和几个要好的同是逍遥派的同学来往着,今天你去我家,明天我去你家。有时,妈妈还留他的同学在家吃饭。这个社交很少的家庭,是很欢迎哥哥的同学的。原先的枯乏的生活倒有了些变化。再后来,小学也停课了,妹头和小弟也闲在了家里。这时,妹头已经成了一个称职的小主妇,里外都由她负责,她非常乐于承担她的责任。副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她天不亮便起床去买鱼,给全家改善伙食,妈妈倒与她反过来了,现在是妹头栽好了衣片,妈妈坐在缝纫机前缝制。除去逼迫小弟洗碗,小弟不从而引起的争吵这一点,妹头完全能够掌握起家政了。停课停了一段,小学继续开课,妹头和小弟重新回到学校,大弟却在停课期间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已经有两届学生分配了,政策都是长子照顾留沪,或者两丁抽一,就是两个孩子一去一留。在讨论大弟的去向时,父母也越来越明朗地表示宁可妹头出去,也要留大弟的意见。这个话题过多地提起,妹头虽然还未临到分配,命运却已经决定了似的。妈妈将年底所余的棉花票买了一条七斤重的新棉胎,就会说:留给妹头走时带去。妹头依然没什么不悦,这条弄堂里的家庭,都是这么安排儿女的前途。况且,有时候,父母倒对妹头不过意了,就自我安慰说:妹头比大弟凶,出去不吃亏。这样,妹头就受了褒奖,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是:大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要去农村。

当妈妈在送大弟去黑龙江的火车站上,哭得几乎晕过去,还推着妹头扶她的手,很不讲理地说:大弟走了,你好在上海了!妹头一点都没当真生气,她泪眼婆娑地想到:幸亏,幸亏奶奶不在了,否则,看到大弟走,奶奶怎么受得了啊!大弟是不习惯和父母亲近的,当母亲这样裸露地表达恋子之情的时候,他很感难为情地缩在车窗后面,但眼泪却不听话地从白边眼镜后边落了下来。他们这些人家,生活的范围一直很狭隘,对外面的世界抱着成见,真是说不出有多憎恶,有多恐惧。大弟虽然是个少年,接触的社会也略多一些,但也是同样的惘然。在生离死别的哭声中,火车起动,开出了站台。

当时,学校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人称作拉三的女生。

他一直不知道,拉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好像忽然就流行开来,挂在了人们嘴头上。它专指那些风化有问题的女生,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一些长相与风度出众的女生。然后,由于拉三的这个称呼,这些长相风度出众的女生,一律都有了风化方面的嫌疑。拉三这个词就像是个切口,有一股鄙俗的味道,它当然是批判性质的,却又带有着垂涎和玩弄的意思,是一个下流的词。它远远不及阿飞这个词质朴可喜,虽也是不尊重的,但由于阿这个乡土气的冠词,就变得像昵称一样,有些率真的意思了。拉三却更有辱意。不幸被它叫上的女生,就好像被套上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一律是纠缠于男女关系之中的,好像,一旦被叫做拉三,她便陷入了男性的包围之中。而微妙的是,谁是拉三其实并不是由男生,却是由女生叫出的。在那个年龄里,女生一律比男生成熟,她们都已经是个小女人了,而男生还懵懵懂懂的。并且,似乎是,女性比男性更有直觉,她们直觉到哪一种特质是合乎男性的隐秘的意趣。她们对这类特质的心思是相当复杂的,她们觉得这不好,可是却又忍不住地,羡妒它。这不光是产生于禁欲时代的心理,它几乎是带有先天的性质,它发生在审美本身,是两种矛盾的审美标准造成的心理状态。就这样,事情是由同性发端,然后,异性们便欣然接受。虽然,他们懵懵懂懂,但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还有更年长一些的男生呢。他们尽管只大上一至二岁,但却已经有了男人相。就像前边说过的,在这一年龄阶段,差一点点岁数就好像隔了一代似的。这些年长的男生,总是占据了学校最中心的舞台:操场,玩着球类运动。女生们从操场边上走过,不禁都低了头,止了声息。但有时候则是反过来,球场上的男生们止了动静。那就是,某一个拉三从操场边上走过了。

他是小男生中的一个,看见女生,就要匆匆走开的那种。在那散发着雄性气息的操场跟前,他也是自卑地匆匆走开。这时候,他们还处在以嫌恶来表达受女生吸引的时期,他们在一起,从不谈论女生,而是谈着些哲学政治之类的,高深和枯燥的话题。这是他们展现他们性别所属的一种方式。当然,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有求知欲,智能较高的学生。在这么一个教育不力的学习年代,他们倒反变得主动,积极,四处汲取着知识。他们看许多杂书,交换杂芜的感想,你听他们旁引博征地说话,就奇怪他们的小脑袋里,塞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人们眼里,他们就和小孩子一样。他们中间有个男生,竟还在蓝布罩衫外面,翻出白衬衫的领角,一点不明白,只有女生才这么穿法的。人们说起他们,带着不屑的神情:七○届的。当然,这种不屑仅止是对他们男生,女生,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忽视的了。他们懵里懵懂地,已经感觉到与同龄的女生之间的不平等,他们就好像是比她们更低一个年级,甚至两个年级似的。然而,他们还是从某一个女生走过操场边,操场上陡然降临的静默中,敏感到性别的差异,以及吸引。

他们其实也已经开始注意女生了,只是因为害羞不肯交谈。他们被年长的男生的目光指引着,也由于内心自然力的驱使,他们注意的多是那些称作拉三的女生,这些女生几乎一律要显得更为年长,他们看她们,都有些仰望似的。他们身心尚未发育成熟,还没有产生欲念,只是单纯地感受到她们的超凡出众的特质,在内心里欣赏着她们。甚至,各人还有着自己的单个的所爱。

他暗恋着的一个,是人称七○届的拉三的那个。由于他们这些学生都是在取消升学考试以后,按居住地段划分进校的,所以,其实他和七○届的拉三几乎是住在一条街上的,七○届的拉三住在那条繁闹的淮海路主干上,而他则住与淮海路相交的较小的横马路上。虽然是住得那么近,但以前似乎从来没看见过,现在,却不同了。进来出去,他常与七○届的拉三走对面,或者走同路。当然,只是他认识她,她是不会注意他的。她总是和她的女友一起,女友,他在心里总是称她女伴,女伴是个长相和表情都很平淡的女生,他也知道她住在哪里,就在街角上一家儿童服装商店的楼上,他还给她起名叫陪衬人,这些都是从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里看来的名词。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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