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与“无我”的区别很简单:“有我”是为自己谋利益,“无我”是为众生谋福利,为众生谋福利后再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的当天,就挥毫泼墨写了封信。信不是写给咸丰的,而是写给左宗棠。他很清楚一点,此次被起用,左宗棠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即使不为感恩,单就日后来看,左宗棠也是他需要仰仗的人之一,所以必须要妥善维护和此人的关系。他在信中告诉左宗棠自己的启程时间、路线,然后说,我这次出山要带什么人、带哪支军队,还请您多多指教。具体细节,我想等到长沙后,咱们再谈,到时请您一定当我的指南针,知无不言。
左宗棠收到信后,积极回应:收到你这封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信,我以为你彻底和我绝交了,我是又思念,又伤心,但你也知道我性格,我只是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意一发动,就不假思索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但后悔之后仍会犯同类错误。我总以为,真朋友就该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宽,用你的话说,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啊。
左宗棠这封信,自我批评诚意十足,曾国藩接到信后至为感动。
写完给左宗棠的信,曾国藩又连写两封,一封给浙江巡抚晏端书,一封给浙江士绅们。他在这两封信中都谦卑地申明,“国藩之来,虽受皇命,实有叨扰之处,请诸位多行方便给国藩,请做国藩的指南针。”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打着哈欠吃早餐,吃到半路,突然一拍脑门,大叫着跑进书房,又写了几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湖广总督官文,可谓极尽曲心:九江克复,全楚肃清,杨载福、李续宾仰赖您悉心保护栽培,才得此大功。国藩从军数载,毫无成效。此次复出,专辖陆军,精力亏若,深恐不能胜任。请您示我指南针,感激涕零。
第二封信写给江西新任巡抚耆龄,也要求这个能力低下的官员赏赐他指南针。第三封、第四封……无数封信都是写给当时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高级官员的,信中都有一句话:请不吝赐教,做我的指南针!
半个月后,众官员先后接到曾国藩的信,不禁奔走狂呼:从未见曾国藩如此谦虚过,他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满腹狐疑过后,这些官员就都笑起来说:“看来曾国藩懂事了。”
曾国藩的确懂事了,这是他在家中反思得出的深入灵魂的高级结论:自己全无是处,要多向别人请教,纵然得不到真材实料,绝不会吃亏。要让自己以温和的面貌走入官场,融入官场,以后才能吃得开。
在找了无数个指南针后,他满怀激情和自信地上奏中央,除了报告立即启程和沿途军事部署外,又虔敬地向咸丰表示:“我才智浅陋,这几年运气也不好,败多胜少。蒙您怜悯,给我机会。我必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咸丰高度赞赏曾国藩的诚意,批示道:“你此次奉命即行,足见你关心大局,忠勇可嘉。好好干吧。”
时值1858年的盛夏,烈日炎炎,路上少人行。而曾国藩却身穿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在从湖南去往江西的路上,稀少的路人都投来惊羡的目光。
曾国藩就这样意气风发地走了一天。太阳西垂时,他突然怪叫一声,直挺挺向后就倒。随从们慌忙跑过来扶起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伶俐的看到曾国藩脸色潮红有汗,嘴唇发紫,一切都明白了。
他让人脱下曾国藩的官服,拿来凉水,一顿乱泼。曾国藩这才悠悠醒转。一醒来,看到自己上半身赤裸,不禁恼羞成怒,训斥随从们:“谁大胆剥了我,读书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随从们只好说:“大人,您中暑了,如果不立刻施救,会有生命危险。”
曾国藩大人有大量,原谅了随从,突然眼睛上翻,哇呀一声:“苦也!”
是够苦的,随从们心里说,这么热的天,您还穿着去年秋天的官服,能不苦吗?
但曾国藩说的苦不是这个,他说:“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随从们见他一脸严肃,惊问何事。
“日记!”曾国藩扯开嗓子喊道:“今年四、五月份的日记,我没有写啊!”
曾国藩写日记,天下人皆知。他的随从们也知道,所以这件在别人那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曾国藩这里的确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当晚在一客栈住下,随从们急忙把文房四宝准备好,曾国藩开始补写日记。大人物写日记是很讲究的,曾国藩不可能补写他和弟弟、弟媳们吵架的事,所以1858年四、五月份的日记就成了鸡汤似的心灵感悟。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再比如“矫激近名,扬人之善;有始无终,怠慢简脱”,还比如“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写完这些感悟,曾国藩觉得不妥,于是补充道:三月二十二日,作札记立誓;四月二十三日,戒棋立誓;二十六日,窒欲立誓……
1858年六月末,曾国藩来到长沙,遇到难以置信的欢迎,连左宗棠都亲自跑到城外,向曾国藩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曾国藩心里叹息说,人情这玩意就是镜子,你对它笑,它就还你微笑,你若愁眉不展,那它绝对还你苦瓜脸。
不但和长沙的最高长官们打成一片,他甚至跑到长沙县衙和县太爷们欢快畅谈。整个长沙,甚至整个湖南都知道了,从前的曾国藩已死,现在的曾国藩是个圆通和气的好官僚。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做官了。
会做官,并不一定就有好运气。曾国藩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到处一场空
曾国藩出山的任务是追击石达开,但石达开不是那么好追到的。一年前,石达开离开南京,目标是浙江。遗憾的是,他在浙江门户衢州遭到清军很有能力的守将,于是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线一路向西南行进。
曾国藩在长沙制定的计划是,由江西东部进入浙江。可当他从南昌乘船东下,抵达江西东部河口时,石达开带领主力已从浙江东部打进福建,清政府命曾国藩尾随追击进入福建,石达开主力又盘旋于福建、江西边境。石达开跑得不亦乐乎,曾国藩追得气喘吁吁。
他向咸丰发出哀叹:“我不能再追下去了,否则我这辈子就会追来追去一场空。”咸丰倒很理解曾国藩,下旨说:“你可在建昌府(府治江西南城县)暂时驻扎,等待最佳时机,给石达开致命一击。”
这是大话,也是官话,石达开没那么容易被一击致命。因为此时石达开的斗志明显下降,兵团只是在不停地做战略转移,根本不想打仗,所以曾国藩也就无仗可打。在建昌府的半年时间里,曾国藩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和湘军的将领们紧密联系,谈天下大势,谈从前谈现在谈未来。每当谈到湘军历史的艰难时,曾国藩都会流下真诚的眼泪。这眼泪毫无悬念地滴到信纸上,被那些湘军将领看到,心中百感交集,暗暗发誓要跟随曾国藩,哪怕走到山穷水尽。
曾国藩在建昌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眼睁睁看着李续宾的灭亡,此事需大致铺垫介绍。当曾国藩意气风发地被迫和石达开玩捉迷藏时,洪秀全在南京开始了新的大布局。老同志全部不在,再也无人替他分忧解难,他只好从女人堆里爬出来,打着哈欠亲自管理他的天国。
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有能力的人。1858年,他力排众议提拔了年仅21岁的陈玉成和35岁的李秀成为天国的支柱。他把太平军主力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二人,绝不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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