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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部队,很快就把匪乱镇压下去,由此名声大噪,从此混入官场,但不久后因老母去世,回家守孝。

太平军起事后,江忠源再发神威,脱了孝服,组织精锐团练,出湖南入广西和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将才,手下无弱兵。在湘江边上的蓑衣渡,他眼光独到设置下埋伏圈,消灭了从此经过的太平军大半兵力,连太平军三号人物冯云山都壮烈于埋伏圈中。

江忠源因此一役名动南中国。

郭嵩焘对曾国藩在此时顾虑江忠源,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江忠源和您是好友,此时正风生水起,不正有利于您出山做事嘛。”

曾国藩低头垂目道:“我怕他耻笑我。”

郭嵩焘就更莫名其妙了,问了好半天,曾国藩才做了大致解释。

原来,1851年江忠源正在老家守孝,清政府认为他是暴民的克星,所以要他立即脱掉孝袍上战场。曾国藩在北京得知此事后,急忙摆出一副理学大师的架势,写信给江忠源说:“我知道你是礼法外之人,但在守孝期间穿起官服,岂止有违礼法,更有违天理。你要慎重,万不可轻出!”

郭嵩焘听完曾国藩的解释,哈哈一笑,说:“你太多虑了,江忠源不是那种人。”

曾国藩正色道:“我刚劝完人家,自己就犯同样的问题,这是知行不一。”

郭嵩焘沉吟一会,恍然大悟。曾国藩只是不想被好友捉到把柄,在别人面前,他可以无所顾忌,可在朋友面前,他要有个样子。伟大人物不畏人言,只是不畏天下苍生的言,天下苍生的话算个屁!但他们却畏惧亲朋好友的言,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体谅他理解他,那他可真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了。

郭嵩焘沉吟时,曾国藩也在沉吟,他在运用朱熹方法论“格物致知”。半个时辰后,他“致知”了:“我要给江忠源写封信,说明我移孝作忠的真意。”

这封信简洁明快:“大局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不想执着守孝不出的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尽这分力,成败利钝,全都不问。”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江忠源这样想,没有错。他本人大大咧咧,思想上放荡不羁,是个乐观主义者。

曾国藩做事踏实,看问题更踏实。他看得很透,当时的破败时局不是编个团练打几场仗就能挽救的。因为人心已不古,世道在浇漓,小修小补于事无补,不干则已,要干就必从头做起,放手大干。要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有可能力挽狂澜,成就大业!

团练无用也

1853年1月末,曾国藩和郭嵩焘途经湘乡县,闻听张亮基征调了湘乡一千团练到长沙,同时还征调了湖南其他地区的团练。曾国藩惊问道:“这么兴师动众征调团练,长沙正规军呢?”

县令朱孙诒叹道:“正规军都去追击长毛贼了,长沙防卫是相当的空虚。”

曾国藩心里七上八下,太平军善于流动作战,一旦掉头再回长沙,那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罗泽南说,自长毛匪围攻长沙后,长沙城甚至整个湖南城镇局势极不稳定,一些闲散人员已蠢蠢欲动。

当时正在吃饭,曾国藩丢掉筷子,对郭嵩焘和罗泽南说:“走,赶紧去长沙!”

1853年2月1日,曾国藩抵达长沙。在城外,他看到墙基出现好多狗洞,经打听原来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挖的地道。进了城,看到街上的百姓行色匆匆,又看到三五成群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正在扯淡,不禁忧从中来,对罗泽南说:“形势严峻啊。”

形势的确严峻,巡抚张亮基向曾国藩摊了底牌:“长沙城里正规军不到两千人,其他都是团练,不足三千人。”

曾国藩开始沉思,张亮基看到曾国藩耷拉着眼皮,毫无表情,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心情就沉重起来。

时间像是停滞了一样,张亮基被这死寂搞得昏昏欲睡,突然听到曾国藩咳嗽了一声,接着就是问话:“巡抚大人,咱们现在有两个最迫切的任务。第一,加强防卫长沙的军事力量,长毛刚攻陷武昌,声威正盛,难保不卷土重来攻长沙;第二,要迅捷地把湖南各地,尤其是长沙的不稳定分子消灭于萌芽中。如果这些不稳定分子和长毛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张亮基连连点头,“这也是我的心病,幸好你来了,你有什么快速起效的良策?”

曾国藩没有快速起效的良策,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善于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文火慢慢烤,而且一心不能二用:“咱们先来解决长沙防卫问题。”

张亮基正襟危坐,饥渴地等着曾国藩发言,可曾国藩一言不发,把眼皮耷拉下去,沉思。张亮基等了许久,才等来曾国藩的一个问句:“您以为团练能保卫长沙吗?”

张亮基一愣:“当然,团练在当年白莲教暴乱中立下过赫赫大功。就是长毛叛乱这回,各地的团练也立功不小。您那位兄弟江忠源,把长毛三当家都干掉了。”

曾国藩又沉思起来。站在他的智慧层面,张亮基的看法太蠢。白莲教暴乱时,团练能起作用,是因为团练的一切经费都由政府出,而且还有工资。所以各地团练成员都纷纷上战场,于是精英辈出。但现在,政府没有钱,各地的大部分团练成员都是被强行拉出来的。更要命的是,团练毕竟是民兵,不是正规军,他们最善于的是侦缉和游击战。在曾国藩眼中,游击战就不是正经打仗,只能起扰乱敌军之用。从未听说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是用游击战打胜的。

曾国藩问张亮基的问题正缘于此,他认真解释给张亮基听,最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应该建立一支凶悍敢战的部队,怎么称呼它都无所谓,但它一定要比敌人凶狠,比政府的正规军强出百倍!”

张亮基惊骇万分。这是私建军队,搞不好会掉脑袋的。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咸丰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帮助巡抚办理团练,并没让他组织军队,办理团练和组织军队正如狗和热狗的区别一样。张亮基当然希望有这样一支军队,可如果在脑袋和这支军队之间选择,他绝对选择脑袋。

曾国藩很乐观,因为他深思熟虑了许久,而且认定这件事可行,首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在当地名正言顺化。两天后,他在长沙政府高层会议上对官员们说,其实团练是两码事,“团”就是各族、各乡组织起来,清查户口,侦缉奸细,绑送匪徒。而“练”是从“团”中抽取勇武之人,政府为其请教头,购买武器,定期操练,既能保卫本省,也能出省作战。

大多数官员都听出来了,曾国藩这位团练大臣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他们是想提不同意见,可提不了。因为曾国藩的职务是团练大臣,既非官也非绅,又不是皇帝的特派员,他是个四不像。

在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把从湖南各地来的团练编到一起,称为“大团”,让他们和长沙城内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共同训练。

“大团”一成立,曾国藩马上把早已写好的奏疏递交给咸丰。奏疏说:“长毛贼攻陷湖北武昌,凶焰炽烈,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都是他们所觊觎之地。目前湖南的正规军都跑去拯救武昌了,长沙兵力薄弱,根本无法守卫。我想在长沙成立团练一大团,把湖南各地的团练集中起来认真操练,防守长沙就有望了。”

由于曾国藩在奏折中始终提“团练”,并未提重建新军,咸丰很痛快地答应了。

咸丰的同意并未让曾国藩彻底安心,几天后他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我是守孝出山,心里极不安定。等长毛贼安静后,我还要回家继续守孝,希望那时请皇帝恩准。

咸丰很高兴,说:“曾国藩真是忠孝两全”,于是回曾国藩说,“你不可胡思乱想,要专心办那个什么大团,只要长毛贼消停了,我必准你回家守孝。”

曾国藩长出一口气,踌躇满志地开始下一步计划。这个计划用一个字就可表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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