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实话。”
长时间静默——只有挂钟的声音,以及窗外江面上寻找腐烂食物的海鸥的鸣叫,时间长得让他难以忍受,像是憋尿——他也的确害怕得快要失禁。他亲眼看到过子弹是怎样穿透下巴的,整个下颌骨都掀开——像是打开一个盒盖。他不敢回答,生怕下颌一动,就会触发那把手枪上的什么东西,简直有些古怪,他不合时宜地在头脑里翻检起那些名词来,扳机?还是击锤?就好像这样一开动脑筋,他自己就能置身事外,就好像想想这些名词能让这事变得像哪本小说里发生的事一样。
特蕾莎再次大笑起来。她望着他的面孔,伸手从他鼻子上取下一根鬈曲的毛发,是她的阴毛,他仍然能闻到那股酸味,那股好像是掺有少量苹果醋的奶酪般的味道。要解脱困境,有时需要一支手枪,有时只需要一根潮湿的毛发。
“为什么要跟踪他,你跟踪他到哪里?告诉我时间、地点。为什么他有危险?”
“礼拜天晚上。我从西侨青年会一直跟踪他到餐厅。他走进贝勒路一幢房子。那是帮会的房子,是那个怀有野心的小组织的聚会地点。帮会首领已有所察觉,他知道这帮人对他不满,他知道他们偷偷搞些暗杀活动,他打算让巡捕房来处理这事,帮会一向与巡捕房合作。那幢房子已被巡捕房监视,陈先生因为出现在那幢房子里,他一定也已受到监视,搜捕即将开始。我急着想要告诉你……”
他觉得这些说法漏洞百出,他觉得这些说法实在是荒谬。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他看着特蕾莎掀起纱帐,打开床头柜上的烟盒。他预感到自己大难临头,只消一个电话,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
“是那个帮会首领要你监视我么?是他要你去跟踪陈的么?”
“是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
他的脑子在不停转动,他试图找出那张报纸上出现过的姓氏,他看过那张报纸,金利源刺杀案发生后,有家与帮会有关的小报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暗杀组织的头目姓顾——他想起来,那个姓氏是顾。
“他姓顾。我们都叫他顾先生。”
“是顾先生让你跟踪陈的?”特蕾莎的嗓音变得冷酷起来。小薛还是头一次把这个姓氏与那天晚上他看到的人作比较,他想起这些人的相貌,虽然是在黑夜里——他觉得那个神秘的中年人更符合顾先生的身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是顾先生在与特蕾莎的陈做生意,他又为什么要让小薛跟踪陈呢?他想(不无幸灾乐祸)——好吧,那样的话就是陈在欺骗你。
“你竟敢帮着别人偷偷监视我!竟敢偷偷跟在陈背后!”
枪管再次向上戳进来,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滑稽,让他的鼻根一阵阵发酸,简直有些莫名地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感动起来。枪管顶着他,反倒让他的感官更加敏锐细致起来,他甚至像是能感觉到泪腺在发痒,紧接着,是瞳仁变得模糊起来,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竟然用的是法语,好像这种声调柔软的语言可以少一些震动,可以让他避免触发枪管那头的击锤。连他自己都听不清说得到底是什么,但特蕾莎却像是听得清清楚楚。
“我跟踪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坏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
十五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
这些日子里,少校一直在思念法兰西。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这儿有些欧洲人早已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早已归化上海。无论这些人不久前在哪里登上船,他们一下船,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白种上海人。这也难怪,他们从前一无所有,在上海发大财,在上海置下产业,结婚生子,难道不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
萨尔礼一度也想在殖民地安个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无法忍受亚洲的潮湿空气,带着孩子坐上从西贡回马赛的邮轮。他没有去找个中国情妇,他宁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国度假。与他不同,巴台士领事却把整个家都安在上海,虽然领事的职务调动比警察部门更频繁。
傍晚,少校坐在领事官邸的书房里。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阳台,从阳台雕花的栏杆间可以望见房子背后的大片草地。惊叫声在梧桐树梢回荡。巴台士领事站起身来伸头张望。在草坪和沿围墙种植的树丛之间,小男孩摔倒在脚踏车旁,趴着一动不动。尖叫声是从站在草坪边椅子上的女孩嘴里发出的,她在那把黑漆斑驳的铸铁椅上摇摇晃晃,一条腿跨过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动起来,双腿艰难地想要从那堆橡胶和铁管的迷宫中逃出来。
“他们带来所有的口供。”少校继续说着。按照惯例,他正在把警务处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向巴台士领事简略陈述。
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南京学者(他自称是教授)带来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后是其它来源的相关情报汇总分析。在最后一页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看起来他们像是一群读书人,像是那种从中国腹地成百上千涌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领导。南京大量招募这种年轻人。各种研习班,社团,学社。是的,在他们递给他的名片上,有个古怪的名称。少校居然想不起那个名字,研究所?调研会?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报告。
“到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
穿着中山装的教授告诉少校。他的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烁不定,像是个羞怯的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你们毕竟是客人,客人们总是心慈手软。说到底,你们总是要回去的么。总还是有租约的么。”羞怯的大学教授忽然豪放起来,哈哈大笑,以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这位彼得洛夫·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务处档案登记为勃兰特先生,政治部指纹档案编号2578),并不是一像他自称的那样,一个三十九岁的德国贸易商。他在薛华立路的审讯室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南京坚持要把他引渡到龙华警备监狱,随后又转送往南京军人监狱。萨尔礼认为领事不想知道勃兰特先生在那里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听说那里有一种巨大的铁制台钳,他们让你跪在那里,把脑袋塞到铁钳中间,每转动三次齿轮,铁钳就会向内挤压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过四次。勃兰特先生相当得体地应付这个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体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词。审讯者很容易产生错觉,每一份口供笔录都会被当成真正的突破。萨尔礼相信最后一次口供仍未触及勃兰特知识结构的中心地带。他甚至不敢保证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他的真名。但这无关紧要,哪个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定性地证实,上海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从勃兰特的公寓里搜出大量银行文件和存折,巡捕房的会计师后来向萨尔礼报告说:“总数相当于七十三万八千二百块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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