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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夭(第1页)

皇太后曹氏听政十三个月后撤帘还政,皇帝赵曙开始视朝。

在太后垂帘期间,入内都知任守忠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不是,而一旦皇帝亲政,他又在其面前换了副谄媚的嘴脸,编造事迹诋毁太后,意指太后不欲还政,乃至有废立之心,令皇帝心存芥蒂,甚至停止每日定省,公开流露对太后的不满。

朝中重臣见两宫不睦,都频频上言,两厢劝解,而司马光在劝解之余更写下洋洋千余言弹劾任守忠,列出他结党营私、收受贿赂、欺凌同列、贪污财物、编造谣言、离间两宫等十条具体罪状,要求皇帝将其处斩。在他引导下,吕诲等言官连续进言,前后上疏十数章,交章劾之,终于迫使皇帝下令将任守忠贬黜出京,蕲州安置。

任守忠虽然被逐,皇帝与太后的关系却未修复。赵曙待太后冷淡,又把仁宗留下的四名**迁出原来的宫室,让自己的女儿住进去。此举令司马光痛心疾首,怒发冲冠,上疏直指皇帝忘恩负义,说:“臣请以小喻大。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一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为此,犹见贬于乡里,况以天子之尊,为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此后赵曙略有惭色,在皇后高氏及欧阳修等辅臣斡旋下,才重新开始定省太后。

在冷对太后的同时,赵曙也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流露出尊崇眷顾之意。赵曙生父汝南郡王赵允让薨后被追封为濮王,赵曙即位次年下诏命群臣议崇奉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主张皇帝称濮王为皇考,因为“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而台官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谏官司马光等则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说“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皇帝称濮王为父,将置仁宗于何地?

台谏派与宰执派互不相让,长篇累牍地上疏辩论,令这一场争论延续了近两年,史称“濮议”。治平三年,皇太后发出手书,允许皇帝称濮王为父,尊濮王为濮安懿皇,其三位夫人并称后。赵曙旋即颁布手诏,说:“称亲之礼,谨尊慈训。”台谏请罢诏命,赵曙置之不理,最后把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贬放于外。

这场争论中,朝中臣子更倾向于台谏派,宰执派常被目为奸佞小人,尤其是在辩论中引经据典,为皇帝称亲提供重要理论依据的欧阳修。

赵曙多病,在位不足四年即驾崩,庙号“英宗”。此后登基的是其二十岁的长子,现已改名为赵顼的大皇子仲针。

在赵顼即位不久后,因“濮议”一事与欧阳修结怨的政敌便展开了对他的攻击。先是欧阳修夫人薛氏的从弟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在朝中散布谣言,说他与其长媳、吴充之女私通,御史彭思忠、蒋之奇遂借此飞语弹劾欧阳修。

但他们拿出的证据却是软弱无力的。吴氏小字“春燕”,他们便找出了欧阳修的几首词,说里面既有“春”又有“燕”,是暗藏吴氏之名。

皇帝赵顼在此事上很坚定地支持欧阳修,甚至当面怒斥蒋之奇,说:“你们大事不议,却爱抉人闺门之私!”随后将弹劾欧阳修的台官一个个逐出朝堂,但仍有台官继续论欧阳修“私媳”之事,而欧阳修也心灰意冷地自请补外,皇帝不许,他便一再上疏恳求。

治平四年三月间,我送画院画师完成的英宗御容图卷去秘阁供奉,偶遇从宝文阁出来的欧阳修。多年不见,他仍一眼便认出了我,很友善地唤我:“梁先生。”

一直以来,他对我与公主都怀有一种长辈般的关爱之情,在我们受到言官猛烈抨击的时候,他都没有随众指责过我们哪怕一次。如今听见他招呼,我心中一暖,立即向他施礼,寒暄道:“久不相见,相公安否?”

参知政事是副相,平时众人亦尊称其为“相公”。但欧阳修一听却摇头,微笑道:“从今日起,我不再是参政了,先生不可再称我‘相公’。”

我讶然脱口道:“这却从何说起?”

欧阳修道:“今上已接受我辞呈,免去我参政之职,命我出知亳州。明日我便要离京了,所以适才去宝文阁,拜别仁宗皇帝。”

宝文阁内藏仁宗御书,亦供奉有其御容,仁宗朝臣子离京通常都会前来拜别。

欧阳修的事被台官闹得沸沸扬扬,我是知道的,此刻听他这样说,不免深感遗憾,道:“台官所言之事,今上已辨查其诬,贬黜构陷之人,相公为何仍要求去?”

欧阳修没有细说原因,仅应以寥寥一语:“我只是觉得累了。”

我闻之感慨,又联想到当年言官说他“盗甥”一事,遂叹道:“相公一生性直不避众怨,惜为言者所累。”

欧阳修听了展颜一笑,道:“我年少时曾请僧人相面,僧人说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着齿,无事得谤’,如今看来,这话倒是应验了。”

我听后仔细打量他,果然发现他耳朵比面部要白,“唇不着齿”外表倒看不出,不知是何意,我亦不好开口去问他,便只是微笑。

与我相对而笑须臾,他又敛去了笑容,对我正色道:“我这一生确实受‘风闻言事’所累,两次名誉受损,也弄得身心皆疲,苦不堪言,然而,我还是很庆幸,我的仕宦生涯是在这个言路开明的时代度过的。”

我一怔,开始品味他的话,而他继续说了下去:“台谏言事有效,上可防止国君滥用皇权,宰执独断专行,下可监察百官,肃清风纪,令奸佞腐败之徒无处藏身,不致政事败坏。而言者强调身居高位者的品行道德,乃至不容其有一点瑕疵,动辄上言论列,其实也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尽管在两派相争中,不矜细行,常被对方用作构陷定罪的借口。国朝台谏之中,固然也有利用职权以报私怨、伐除异己的小人,但更多的却是不畏权贵、不图私利、刚正敢言的君子。有他们在,夏竦那样的权臣不能一手遮天,温成那样的女宠没有祸国的机会,张尧佐那样的外戚难以借后宫之势鸡犬升天,而任守忠那样的奸佞内臣更无法弄权干政……风闻言事自然有其弊端,但总好过言路堵塞。若有朝一日,台谏形同虚设,国君恣意,为所欲为,以致女宠、近侍、外戚皆可典机密、干涉朝政,又或朝廷重臣独揽大权,不避亲嫌,以致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道德沦丧,风俗败坏,而言者又畏惧强权,既无法独立言事,又不敢指责身居高位者的过失,百姓纵有意见,亦不能明说,只能把对其供奉之人的不满化作满腹讥议,私下流传……那么,大宋也到了气数将尽的时候。”

此时他肃然回首,望望身后的宝文阁,目露感怀留恋之意,然后再道:“好在我遇到的君主仰惧天变,俯畏人言,严于律己,又并不乏辨识力,知人善任,礼贤下士,从谏如流,国家言路开明,所有人都受到言者监督,无人可肆意妄为、独断专行……所以,我很庆幸生在这个堪称海晏河清的时代……”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着意看了看我,才又道:“虽然我们都曾被时代误伤。”

无论是仁宗在世的最后一年,还是在英宗治下,公主皆随母亲居住,尽管宫外的公主宅内还有一位她名义上的夫君。但这种情况在赵顼即位后有了变化。

赵顼是公主钟爱的侄子,从小便与她相处融洽。即位后不久,他便把公主进封为楚国大长公主,给予她的爵邑为当朝皇女之最。他对公主的态度令苗娘子忽然怀有了新的希望,几次找人代为劝说,想请皇帝允许他这位大姑姑与姑父离异,改嫁他人。但赵顼并不答应,当面正告公主母女:“仁祖当年复李玮驸马都尉之名,便是希望姑姑能继续做李家媳妇,尊人伦之妇顺,广天下之孝思,彰邦媛之贤,以仪我皇室。姑姑事仁祖纯孝,故愿遵父命,与李玮再续前缘,以笃外家之爱,如今岂可因仁祖上仙,便不顾遗训,而有改适他人之心?若姑姑执意如此,顼不敢阻止,但请姑姑三思,姑姑与姑父不谐,已使仁祖有遗恨,若再离绝李氏,仁祖泉下有知,又该如何痛心?”

公主默然,并不反驳,而赵顼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姑姑既与李玮有夫妇之名,长居宫中总有不便,外人得知,亦有讥议。不如仍回公主宅居住,琴瑟相调,方为两宜。”

在他的极力劝说下,公主终于同意,按他的意思,回到了公主宅。而赵顼也随后宣布废除“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的规定,并正式下诏,要求以后公主下降都要行舅姑礼,如寻常人家新妇那般侍奉舅姑。

据说,在公主将要上车回本宅之时,赵顼曾向她欠身致歉,说:“对不起,姑姑。可是所有皇室中人都一样,既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

有好事者把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一边说一边窥探我的表情,而我沉默地听着,面上波澜不兴,心里也没有他们期待的情绪驿动。因为我知道,对公主来说,结局早已注定。公主的花期已在她二十五岁时结束,凋零的花瓣栖身何处,其实已并不重要。

可想而知,她在公主宅与李玮过的是绝对“相敬如宾”的生活,他们彼此都受伤太重,破裂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再尝试修复,能各自保持安静的状态便好。有一次我听一位画师说起他在李玮园中看见李家小公子,细问之下我得知,那是韵果儿所出,而公主并没有自己的孩子,当然,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

每逢节庆,我都会去集英殿的宫墙下,看公主为我裁剪的花胜。她也从不失约,当天黎明即把花胜挂上桃花树梢,待我等到集英殿院门开启,进到院中的时候,那些越过墙头的彩缯花片早已迎着清风在枝头飞舞,像一群寻香的蝴蝶。

年复一年,都是如此。她回公主宅长居之后都没有放弃这个习惯,总会在节日前一天入宫,依旧于黎明时分挂上花胜。

有一年七夕,她不知为何来得晚了,我等到将近午时才见桃花枝头有花胜挂出,是挑在一根竹枝之上,伸到桃花树上挂好。

是公主亲自挂的么?我快步靠近宫墙,隐隐听见里面传来的环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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