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派政治的中衰
伴随着五岳剑派的覆灭和任我行突如其来的死亡,五岳剑派和日月教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期斗争落下终场的帷幕。但预期中的黄金时代并未降临。五岳剑派的崩溃导致了大量地方性武术势力的崛起以抢占权力真空。武当‐少林联盟对此只能起到有限的调节作用,并且必须面对内部的诸多问题。譬如,武当在冲虚时代后继续走向衰落,浙江仙都山的武当分支独立为仙都派,宣布不再受武当山的管束。另一方面,青城派在余沧海死后,在旭山和清空修士的领导下再次兴起,冲击着日益衰落的峨嵋的地位。
日月教内部的矛盾从未真正解决。在任我行和东方不败时代,这一宗教在主流势力的压迫下疯狂扩张,招揽了大量的地下武术及宗教势力。在向问天统治时期,随着和平的实现,日月教进入收缩,这些势力乃宣告独立,其中一部分甚至反过来对日月教进行袭击。向问天死后,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日月教的分裂和崩溃,明代后期著名的五大秘密教门:罗教、黄天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及弘阳教就脱胎自日月教的母体。196另外,云南的五毒教本来臣属于日月教,但吸收了日月教的部分残部后,成为盘踞当地的一个主要势力,蓝凤凰也成为人所忌惮的一代魔头,对于武术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冲击。日月教的原教旨主义宗派对于鼎盛时代的任我行怀念不已,在16世纪20年代,他们忠实地执行了他临终的遗命,奇袭了恒山派,将其屠戮殆尽,但不久后其自身也被武术世界主流势力所剿灭。
诸般表象,无不反映出武术世界生存空间饱和之后的混乱。少林‐武当联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担任武术世界主导者的重任,干脆亦撒手不顾。少林的新领导人妙谛和武当掌门人愚茶,都采取了避世主义的态度,与遁世已久的令狐冲夫妇一样。在兼并和分裂的周期性症候中,武术世界的理想主义日渐凋零。
这些表面症候在根本上是武术世界整体衰落趋势的反映。根据第八章中所述,门派运动本身就蕴含了对于武术发展的限制。武术学作为整体被分割为不同的流派,彼此对自身的研究进展保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面日渐狭隘的后代将祖辈的成就作为不可动摇的教条,而罕有发明和革新。这些缺陷随着门派政治运动的进行而日益变得明朗化了。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是门派政治运动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以五岳剑派为代表,有成百上千个新的门派兴起,随着明代商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而普遍获得发展。但这一武术全面繁荣的态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很快便遇到了阻碍其进一步成长的因素。在外部,显著地由于生存空间的饱和,导致门派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吞并。譬如上一章所论述的五岳剑派,首先被合并,其次被消灭,最终只剩下了恒山和华山两个门派,并且其规模和人数也大为缩减了。这些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武术遗产失传。
而在其内部,则由于人类基因中的自利倾向,导致了更为深刻的衰落进程。作为政治化的实体,门派要求服从掌门人的命令,虽然掌门的权力并非无限,但就门派内部而言,也堪比族长和王侯。在掌门人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十分显著的。在宗教性门派中,较为严格的宗教伦理会约束掌门人的行为,但在世俗门派中就没有这样的因素,门派完全以虚拟家长制的方式构建,从而令掌门人在门派中的权力不断扩张。
门派衰落的转折点,在于这些虚拟家族会变成真正的家族。毫无疑问,在世俗门派中,掌门人一般而言会更为偏爱自己的子女,并且希望由子女继承自己的地位。自16世纪以后,在许多世俗门派中都出现了掌门人的地位由家族垄断的状况。这使得门派这一由自由人结合的团体变质为家族世袭,非同姓的门派成员则逐渐沦为外围,无法再接近门派的权力核心。16世纪之初的洛阳金刀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门派长期被王氏家族所垄断,16世纪中叶的雪山派也处于这一转化之中,这一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大型门派长期由白自在和白万剑父子统治。17世纪的石梁派更是沦为温氏家族的家族产业,清代的八卦门、天龙门和苗家剑等门派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派由非血缘关系的自由组合转变为以血缘关系的家族为核心后,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的地位将逐渐降低,不仅实际上与家仆无异,也难以得到高深的武术传承。他们加入某一门派的意愿会由此大为降低,并且也会因为受到核心家族的排挤而产生分裂的意向。在大部分非血缘成员被排挤后,门派最终变成了武术世家。这种家族传承首先限制了人数,从而门派可能的扩张也消泯了。其次,家族无法保证每一代都拥有同样的武术禀赋和习武的愿望,从而可能像福建的林氏家族一样在数代之后覆灭,或者沦为平庸。另一些武术家族,如洛阳王氏或石梁温氏,依赖其武术造诣成为地方豪强,但是其武术传承被秘藏在家族内部,不再向外部扩散。一个缩小化的家族化门派除了在本地仍有影响力外,很难再广泛参与武术世界的外部活动。他们的权力空间也逐渐被跨门派的帮会所挤占,这就导致了门派政治的没落。
就此而言,宗教门派拥有其无法比拟的稳定性。毫不奇怪,自元代以来稳定存在的主要门派,如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和青城,都是宗教门派。这些寺庙对于中国武学而言,堪比欧洲的修道院对于古典文化的传承。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本身的戒律就限制了诸门派的发展,并且大都也对武术发展持保守态度。
门派政治的发展,在十六世纪初之后,就由于这些内外条件的作用而逐渐放缓,甚至走向萎缩。一批改革主义者随之出现,他们要求打破门派的壁垒,让武术科学重新焕发活力。虽然左冷禅和岳不群的五岳派合并运动因为其过于膨胀的权力欲而失败了,但其中仍然蕴含着让武术世界重新开始大规模交流,而走向复兴的思想萌芽。这些改革的要求是僵化的少林‐武当联盟无法看到的,后者只关心自己的最高利益不被触犯,对于武术自身的发展要求兴趣寡淡。衰落中的武术世界并非没有重新整合各方面资源,让武术科学获得飞跃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这要求有一个真正统一武术世界的绝对权威才可能实现。
在上述背景下,在十六世纪中叶,诞生了武术世界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产物——侠客岛(IslandofKnights‐errant)。
作为武术世界乌托邦的侠客岛
关于侠客岛的起源我们只有间接和片段的材料:在16世纪20年代,两名出身低微的青年武术家在航海旅行时漂流到南中国海的一座岛屿上。在那里,他们发现石壁上刻有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歌名篇《游侠之歌》及其注解。但这并不只是一种文献或文物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在注解中隐藏了一部武术学的高深研究著作。197
在此需要指出,在对经典的注解中表达自己的独特观点,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3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向秀,就将自己的哲学观点写成了《庄子》一书的注疏。即使在16世纪,著名的儒家大师王守仁(1472年—1529年)也在自己的《大学》注疏中表达了一种激进的唯心主义理论。因此,在注解中隐藏武学著作的作法,并非难以理解的怪癖,而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固有表达方式。
然而《游侠之歌》并非儒学或道家的经典,而是对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公元前257年信陵大人和他的游侠朋友冒险活动的诗意重述,在这首诗歌中反映了武术世界的最高理想:即通过被武术学所提升所不摧的个人力量打破一切社会规范,强制实行正义,而实施者也并不贪恋权力。一位武术大师为这首诗而着迷,通过注释的形式建立起文本的迷宫,在其中尽情抒发自己对武术学科的见解。198
毫无疑问,在这部冗长的注解中也包括了武术世界的理想主张。这种理想是双重性的:首先是对于武术自身达到至高境界的追求,其次是对于武术实现正义的信心。在两位武术家试图解读其中武术典籍内容的同时,他们也成为这种武术理想的坚定信徒。此后通过招收弟子来到岛上,他们将这种湮没已久的理想主义重新发扬起来。这座岛屿也因此被他们命名为“侠客岛”,意为“属于游侠的岛屿”。
另一方面,对于武术学内容本身的解读仍然困难重重。两位武术家和他们的弟子都无法解决自身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引起类似华山的两个宗派的分裂,或许这是由于分歧过多,任何一方都难以形成一个自洽的理论。无论如何,在此过程中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已经令他们成为一流的武术家,以龙岛主和木岛主而闻名。在1533年,龙与木离开了侠客岛,去邀请武术世界公认的两位大师,妙谛与愚茶来参与解读。在对于任何武术典籍都据为己有、对他人秘而不宣的传统习俗下,龙与木打破了门派的界限,和其他武术家分享自己的发现,不能不说是难得的高尚行为。
见到妙谛并非易事,龙和木首先被当成狂妄的挑战者,遭到少林僧侣的驱逐。但龙木二人凭借惊人的武术水准,终于令诸多武术僧侣折服,和妙谛会面,不久在妙谛的带领下,他们又见到了愚茶。侠客岛的武术之谜令两位大师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欣然同意前来侠客岛。武术世界两大首脑人物的到来使得侠客岛的跨门派武术研究进一步迈向繁荣。不久后,四人决定进一步扩大这一跨门派武术学院的范围,将其他著名武学家也邀请进来。同时,按照理想主义的原则,经过详细调查,对于那些被确认为是作恶多端的武术家广泛予以打击,除非他们接受邀请来到侠客岛。这就是著名的“赏善罚恶”原则。
调查发现,后者的范围之广出于意料,几乎每一个武术门派的掌门人都有劣迹。这一点或许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难以理解。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武术这种暴力工具的独占性,必然包含着对于非武术人群的巨大侵占和剥削。整个武术世界,在整体上可以视为由非武术民众所供养的另一个特权阶层,无论是公开掠夺的武术盗匪还是自命正义的主流势力。由于缺乏精致的政治和法律手段,许多武术势力攫取经济利益的方式表现为肆无忌惮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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