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何以解忧（第1页）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乐中年」之说。不过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来表达反义。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场是非之类，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谓哀乐中年恐怕也没有多少乐可言吧。年轻的时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护伞下，不容易受伤。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伞了，八方风雨都躲不掉。然则，何以解忧？

曹操说：「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时人，善于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说，唯有一醉可以忘忧。其实就像他那样提得起放得下的枭雄，─手握着酒杯，仍然要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可见杜康发明的特效药不怎么有效。范仲淹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反而触动柔情，帮起倒忙来了。吾友刘绍铭乃刘伶之后，颇善饮酒，所饮的都是未入刘伶愁肠的什么行者尊尼之类，可是他不像一个无忧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对人诉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赚美金的人要向赚台币的人诉穷。我独排众议，认为刘绍铭是花钱买醉，喝穷了的。世界上，大概没有比酒醒后的空酒瓶更空虚的心情了。浩思曼的惨绿少年说：

要解释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米尔顿胜任。

米尔顿写了一整部史诗，来解择人类何以失去乐园，但是其效果太迂阔了，反而不如喝酒痛快。陶潜也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酒。」问题是酒醒之后又怎么办。所以浩思曼的少年一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泥裏，除了衣物溼尽之外，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

刘绍铭在一篇小品文裏，以酒量来分朋友，把我纳入「滴酒不沾」的一类。其实我的酒量虽浅，而且每饮酡然，可是绝非滴酒不沾，而且无论喝得怎么酡然，从来不会颓然。本来我可以喝一点绍兴，来港之后，因为遍地都是洋酒，不喝，太辜负戴奥耐塞斯了，所以把酒坊架上排列得金碧诱人的红酒、白酒、白兰地等等，一一尝来。曹操生在今日，总得喝拿颇仑才行，不至于坚持「唯有杜康」了吧。朋友之中真正的海量应推戴天，他推己及人，赴宴时常携名酒送给主人。据他说，二百元以下的酒，无可饮者。从他的标準看来，我根本没有喝过酒，只喝过糖水和酸水，亦可见解忧之贵。另一个极端是梁锡华，他的肠胃很娇，连茶都不敢喝，酒更不论。经不起我的百般挑弄，他总算尝了一口匈牙利的「碧叶萝丝」，竟然喜欢。后来受了维樑之诱，又沾染上一种叫「顶冻鸭」的红酒。

我的酒肠没有什么讲究：中国的花雕加饭和竹叶青，日本的清酒，韩国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饭的时候常饮一杯啤酒，什么牌子都可以，却最喜欢丹麦的嘉士伯和较浓的土波。杨牧以前嗜烈酒，现在约束酒肠，日落之后方进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过处，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颇有去思。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无忧之人。不论是杜康还是戴奥耐塞斯，果真能解忧吗？「举杯消愁愁更愁」，还是李白讲得对，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资深的酒徒。我虽然常游微醺之境，却总在用餐前后，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楼高风寒之夜，读书到更深，有时饮半盅「可暱雅客」，是为祛寒，而不是为解忧。忧与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裏都归心部。酒落在胃裏，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岂能到心？

就我而言，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轻时读外文系，我几乎每天都要朗诵英文诗，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三小时。雪莱对诗下的定义是「声调造成的美」，说法虽与音乐太接近，倒也说明了诗的欣赏不能脱离朗诵。直到现在，有时忧从中来，我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而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诵毕，胸口的压力真似乎减轻不少。

但我更常做的，是曼吟古典诗。忧从中来，五言绝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较多迴荡开阖，效力大些。最尽兴的，是狂吟起伏跌岩的古风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里与万里」，当然要神旺气足，不得嗫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贯通今古，大过瘾了。不过，能否吟到惊动鬼神的程度，还要看心情是否饱满，气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个人独诵，最为忘我。拿来当众表演，反而不能淋漓尽致。去年年底在台北，我演讲「诗的音乐性」，前半场空谈理论，后半场用国语朗诵新诗，用旧腔高吟古诗，用粤语、闽南语、川语朗诵李白的「下江陵」，最后以英语诵纳许的「春天」，以西班牙语诵洛尔卡的「骑士之歌」与「吉打吟」。我吟的其实不是古诗，而是苏轼的「大江东去」。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远不如平日独吟时那么浑然忘我，一气呵成；也许因为那种高吟的声调是我最私己的解忧方式吧。

「你什么时候会朗诵西班牙诗的呢？」朋友们忍不住要问我了。二十年前听劳治国神父诵洛尔卡的LaGuitarra，神往之至，当时就自修了一点西班牙文，但是不久就放弃了。前年九月，去委内瑞拉开会，我存也吵着要去。我就跟她谈条件，说她如果要去，就得学一点西班牙字，至少得知道要买的东西是几块bolivares。为了教她，我自己不免加倍努力。在卡拉卡斯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我们认出了山道旁告示牌上大书的agua，高兴了好半天。新学一种外文，一切从头开始，舌头牙牙学语，心头也就恢复了童真。从那时候起，我已经坚持了将近一年半：读文法，玩字典，背诗，听唱片，看英文与西班牙文对照的小说译本，几乎无日间断。

我为什么要学西班牙文呢？首先，英文已经太普通了，似乎有另习一种「独门武功」的必要。其次，我喜欢西班牙文那种子音单纯母音圆转的声调，而且除了ｈ之外，几乎有字母就有声音，不像法文那么狡猾，字尾的子音都噤若寒蝉。第三，我有意翻译艾尔．格瑞科的传记，更奢望能用原文来欣赏洛尔卡、奈鲁达、达里奥等诗人的妙处。第四，通了西班牙文之后，就可得陇望蜀，进窥义大利文，至于什么葡萄牙文，常然也在觊觎之列，其顺理成章，就像闽南话可以接通客家话一样。

这些虽然都只是美丽的远景，但凭空想想也令人高兴。「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正所以解忧。对我而言，学西班牙文就像学英文的人有了「外遇」：另外这位女人跟家裏的那位大不相同，能给人许多惊喜。她说「爸爸们」，其实是指父母，而「兄弟们」却指兄弟姐妹。她每逢要问什么或是歎什么，总要比别人多用一个问号或惊歎号，而且颠来倒去，令人心乱。不过碰上她爱省事的时候，也爽快得可爱：别人说neither…nor，她说ni…ni；别人无中生有，变出些什么do，does，doing，did，done等等戏法，她却嫌烦，手一挥，全部都扫开。别人表示否定，只说一声「不」，而且认为双重否定是粗人的话；她却满口的「瓶中没有无花」，「我没有无钱」。英文的规矩几乎都给她打破了，就像一个人用手走路一样，好不自由自在。英文的禁区原来是另一种语言的通道，真是一大解放。这新获的自由可以解忧。我一路读下去，把中文妈妈和英文太太都抛在背后，把烦恼也抛在背后。无论如何，我牙牙学来的这一点西班牙文，还不够用来自寻烦恼。

而一旦我学通了呢，那我就多一种语文可以翻译，而翻译，也是解忧的良策。译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长篇巨着，则分享的时间就更长，神灵附体的幻觉当然也更强烈。法朗士曾说好批评家的本领是「神游杰作之间而记其胜」；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武陵人只能独游桃花源，翻译家却能把刘子骥带进洞天福地。

我译「梵谷传」，是在三十年前；三十多万字的巨着，前后译了十一个月。那是我青年时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动手译书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梵谷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我暂时抛开目前的烦恼，去担梵谷之忧，去陪他下煤旷，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梵谷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却解除了烦忧，恢复了宁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

悲哀因分担而减轻，喜悦因共享而加强。如果「梵谷传」能解忧，那么，「不可儿戏」更能取乐了。这齣戏是王尔德的一小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像一个空水泡一样娇嫩」。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我也译得眉开眼笑，有时更笑出声来，达于书房之外。家人问我笑什么，我如此这般地口译一遍，于是全家都笑了起来。去年六月，杨世彭把此剧的中译搬上香港的戏台，用国语演了五场，粤话演了八场，丰收了满院的笑声。坐在一波又一波的笑声裏，译者忘了两个月伏案的辛劳。

译者没有作家那样的名气，却有一点胜过作家。那就是：译者的工作固定而现成，不像作家那样要找题材，要沟思，要沉吟。我写诗，有时会桔坐苦吟一整个晚上而只得三五断句，害得人带着挫折的情绪掷笔就枕。译书的心情就平稳多了，至少总有一件明确的事情等你去做，而只要按部就班去做，总可以指日完工，不会有一日虚度。以此解忧，要比创作来得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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