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轮转天下（第1页）

上星期三去澳门演讲，下午退潮时分，朋友带我沿着细叶榕垂阴的堤岸散步。正是端午前夕，满街的汽车匆匆，忽见榕阴低处，竟有青篷红架的三轮车三三两两，以我行我素的反潮流低速，悠然来去，乘客和车夫都似乎没把倏猛的汽车放在眼裏。这一惊一喜，真像时光倒流了──没有七十年，也有十七年。

我们这一角世界，曾经靠三只轮子来推动：「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是我几个女儿小时候最熟的童歌。但那三轮的时代早已消失，收进汽车的反光镜裏去了。

这世界就像哪咤一样，我们都在飞旋的轮上来去。当初发明轮子的那人，不论灵思是否得自日轮或月轮，真是一大天才。从此，人类「不胫而走」，实在是空间的一大突破。不过这重大的发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据说最早的轮子是实心眼儿的，像只木盘，直到将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

最早的车是否独轮车，要问考古学家，但这种元老级的交通工具，我小时却也坐过。这种车北人叫手推车，川人叫鸡公车。抗战初年，我曾和另一个小难民分坐两侧，由一个庄稼汉佝了身子推着，在机械化的日本部队之前，颠摆而逃。后来到了四川又坐过一次，当然不再是为了逃难，但在蜀道难的崎岖路上，那一步三挤轧的独轮，踉跄而行，真使千山为之痉挛。当时我这小小乘客满脑子都是三国演义，不禁想入非非，幻觉是在乘木牛流马，又想「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样坐车，也难怪要通不了。想着想着，忽然那车夫大喝一声，「小娃儿坐好！」

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度过七年半，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家中学在重庆北郊六十里一座小河镇的附近，并不临河，与镇上只通青石板路，无论去什么地方全靠步行，否则就得花钱坐滑竿或骑瘦小的川马。那几年的蜀山蜀水，全在石板路或土径上从容领略，算是我的「无轮时代」，现在回想起来，此生所见的一切青山碧水，无论在海内或海外，总以一步步走过的最感亲切。偶然，父亲从城裏带回来一本洋月曆，有一个月的插图是一列火车在落矶山下迤迤驶过，令乡下孩子常对着那千轮车悠然出神。那时四川之大，所谓天府之国并无铁路，其实有牧神做邻居，没有轮子又有何妨？

抗战结束，三峡之水从唐诗裏流泻出来，送我的归舟一路到南京。我进了大学，也进了「二轮时代」。十九岁才跨上自行车，比起许多少年来，这新的自由来得太晚，却也令我意气风发，对空间起了新的观念。两臂微张而前探，上身微弯而前倾，两腿周而复始地上下踹踏，双轮一动，风景立刻就为我奔驰，风，就起自两颊，于是飘飘然有了半飞的幻觉。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谁不是风随轮转髮随风飘的单车骑士呢？从此玄武湖一带便入了我们的势力範围，只要有一堂空课，便去湖光柳影裏驰骋一番，带回来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喷喷的菱角。

当然，不是所有的二轮都叫自行车。那时南京的大街，在汽车正道的两侧，还有卵石砌成的边道可行马车。那马车夫头戴毡帽，身披褐衣，高据御座，一手控辔，一手挥鞭，一面打着?哨赶马。我觉得那情调古老而浪漫，每次从鼓楼去新街口，总爱并肩坐在马车夫的身边，一路左倾右侧，听卵石道上马蹄各各的节奏。

另一种二轮车，在当时也很流行的，是黄包车，又叫东洋车，正式的名称应叫人力车。英文译为rickshaw，乃是「力车」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车）的缩写。年轻的读者，即使没有坐过，大概也听说过或者读过那本哀沉的小说「骆驼祥子」，知道这种二轮车坐起来未必舒服，拉起来呢，却非常辛苦。拉这种车，重心高而不稳，阴天则冒雨顶风，晴天则烈日炙烤，吃尽车尘；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却不承土地公之情，脚上要自备煞车。有时候车上还一大一小，挤坐着两个人，微薄的车资，竟要车夫做超人。若是车新铃响，车夫又年轻健硕，阔步赳赳，倒也罢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脯的胖客，前面拖的却是半衰的瘦子，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悯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个「西人」，那就更损龙种的自尊，也就难怪一九二五年，长沙街头，排外的学生们要喝令黄包车上的花旗客下车步行。今日香港的码头上，仍然供着一排油漆鲜明的黄包车，充当观光的道具，要说这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遗迹，岂不气煞了五霸七雄驰驱的战车？当年黄包车的乘客虽然多为中国同胞，这种「苦力车」却总是给我殖民地的不快联想。前几天在码头附近，汽车的长龙之间，忽然闪出二辆黄包车，上面坐着西人，在车队的夹缝裏穿来插去。乘客东张西望，兴高采烈，也许是吉普林和毛姆的旧小说看多了，也许看的只是韩素英的廉价杂碎吧，但两个车夫拉的是短程，倒也轻鬆自在。当时我心理毫无準备，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时光的错觉，剎那之间，惊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马车是二轮加四蹄，黄包车是二轮加双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车只用二轮滚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车在六朝的尘香裏飞滚了不久，战云转恶，红旗渡江，我也就转去了厦门大学。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几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辆车，该直的地方修长英挺，该弯的地方流线如彼，该圆的地方圆满无憾；车架的珐瑯蓝上绘着亮金的细线，特别富丽动人。跨上去时，窄而饱满的轮胎着地而不黏地，圆滚无阻，真个是虫蚁不觉，沙尘不惊，够潇洒的。二十岁的少年得此坐骑，真可踌躇满志，所以不是在骑，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详。

厦大才读一学期，战火南蔓，又迁来香港，失学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铜锣湾道，屋小人多，行则摩肩，坐则促膝，十分苦闷，遁世的良方，是埋头耽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小说。未能忘情于二轮生风的日子，曾有两次还跟厦大的同学租了自行车，在夜静车稀的海边大道闲驶，重温南普陀逐鸥的记忆。

最后转入台湾大学三年级，才又恢复了骑士的身分，镇日价在古亭区的正街横巷裏，穿梭来去。那是三十二年前的台北，民风在安贫之中显得敦厚淳朴，在可以了解的东洋风味背后，有一种浑然可亲的土气。上下班的时候，停在红灯前的，不是今日火爆爆羁勒不住的各式汽车、卡车、摩托车，而是日式的笨重自行车，绿灯亮时，平着脚板心再踩动那些「东洋铁牛」的，也不是今日野狼骑士的义大利马靴，而是厚敦敦实笃笃的木屐，或是日式便鞋。

我买了一辆英製的赫九力士，在东洋铁牛之间倏忽穿梭，正自鸣得意，却在上课一星期后丢了坐骑，成了「单车失窃记」的苦主。怀着满腔悲哀搭公车，我发誓要存足稿费再买一辆。看官有所不知，那时候一辆赫九力士值新台币五百元，相当于荐任级的月薪，而我的一首打情诗呢，中央副刊只给五元。也就是说，要写足两本诗集，才能翻身重登赫九力士，恢复昔日街头的雄风。当年我在台大发奋投稿，跟自行车也不无关係。为了提高生产额，也写了好几篇散文。如此过了两三个月，只存到二百元的光景，家中怜我情苦，只好优先贷款，让我提早实现复车大计。不久第二匹赫九力士的铃声响处，又载着意气昂扬的武士，去上中世纪文学了。

台北地平街宽，加以那时汽车又少，正是自行车骋骛的好城市。缺点是灰尘太大，又常下雨，好在处处骑楼，可以避雨。最怕是大风欺人，令人气结而脚痠，但有时豪气一起，就与大气为敌，几乎是立在镫上，顶风猛踩，悲壮不让息西弗司，浪漫可比唐吉诃德，似乎全世界的风都灌进我的肺裏来了。那时台大的大王椰道上犹是绿肥红瘦，称不上什么杜鹃花城，我们在椰影下放轮直驶，不到一分钟就出了校门。从城南的同安街去中山北路二段会见女友，最快的纪录是十八分钟。一场雷阵雨过后，夏夜凉了下来，几个同学呼啸而聚，在两侧水田的乱蛙声裏，排齐了龙头催轮并进，谈笑间已到新店。等到夜深潭空，兴尽回驰，路上车灯已稀，连蛙声也已散不成阵了。这坐骑是随我征伐最久的一匹，在台北盆地裏追风逐尘三年有半，有一天停在文星书店的门外，可恨竟被人偷去。于是我进入了「三轮时代」。踩三轮比起拉两轮来，总是一大进步，至少要省气力。至少车夫自己也坐在车上，较多歇脚的机会，如果地势平坦，踩一阵也可以歇一阵，让车子乘势滑行，不用像骆驼祥子那样步步踏实。遇到顺风或下坡，就更省力了；最怕是顶头风或上坡路，有时还得下车来拖。

三轮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记得是在抗战之后，但是各地的车形颇不一样。京沪的和台北相同，都是车夫在前，在澳门见到的也是这一型。厦门的则把车夫座放在乘客座的旁边，有点像一次大战时的军用摩托车。至于西贡和曼谷的，则把乘客座放在前面，倒是便于观光。去台湾以前，当然也坐过三轮车，但是经常乘坐，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家中自备了一辆，却是在台北。

我家先后僱过五位三轮车夫，相处得都很融洽，也许因为我们的要求不苛。如果那天车夫已经累了，我们再出门，就宁可另僱街车。有时遇上陡坡，我们也会自动下车，步行一段，甚至帮他推上坡去。三十年代的小说家也许会笑这是什么「布尔乔亚的人道主义」，但是车夫和我的家人间并无什么「阶级仇恨」，却是真的，除了一位老赵因为好睹而时常叫不到人之外，其他的几位都很忠厚，称职。可哀的是：独眼的老侯辞工之后死于肺病，而出身海军的老王大伏天去萤桥河堤下游泳，竟淹死在新店溪裏。那几张多汗的面孔，我闭起眼睛就可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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