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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但是，前面对幸福的各种定义告诉我们，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是人们内在的心理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在个体之间会进行比较，从而引起攀比效应。这就对政府的幸福政策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制定政策前，必须充分了解影响社会成员幸福的共同因素。

从研究角度讲，人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体的人格特质。社会经济政策要起到普遍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作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聚焦于人类幸福感的共同影响因素；二是不能在增强一部分人的幸福时给其他人造成痛苦。

由于幸福感带有强烈的个体人格特性，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也具有强烈的主观特征。这使得在政策层面寻找影响幸福的因素面临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统计分析，人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影响因素。比如，人的欲望（在经济学上它与未来收入预期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社会治安情况、收入水平、邻里关系、与周边其他人的差距等。由于幸福涉及太多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因此，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幸福的因素。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主要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切入，对幸福进行研究。因此，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创造真实财富。他认为，人们的幸福与财富有关，但幸福不能与传统经济核算中的财富成正比，很多财富与幸福无关，甚至会降低幸福感。他寻找的是能够使人幸福的“财富”。只有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的事物，才会构成人们的真实财富，才应该是政策激励人们去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核心目的。他对财富一词进行了追本溯源，得出了“财富是通往健康的工具或道路”的结论，这似乎很有道理。健康不正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健康，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成为身外之物，人还会幸福吗？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指出，“财富不再只是狭隘地被定义为物质财产的货币价值，而且必须包括许多经常是无形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其中包括我们精神的康乐、希望、幸福、游玩的乐趣以及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些曾被罗伯特·肯尼迪敏锐提及的属性，正在从我们当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测度手段（即GDP）中消失”。基于此，他对传统经济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财富核算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他的思想，创造幸福，就是创造财富。反过来说，创造财富应该使我们幸福，不能使我们幸福的财富创造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的逻辑下，幸福与真实财富是等价的。这就使得经济学回归到了其原始的真正含义，不仅仅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其利益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如何使人类自身更幸福快乐。那么，如何核算和测度幸福呢，面对涉及人们主观判断的不可定量核算但对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发展了真实进步指数，类似幸福指数。

序二（4）

核算幸福时；既要考虑增加幸福感的因素；也要考虑为增加幸福感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增加财富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但创造财富要破坏生态环境，损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人类的基本幸福要素，便减少了幸福感。

三？关于幸福经济学

中国的一些幸福学者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人生就是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过程，而幸福就是渴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觉。人的不满足本性贯穿于人的一生，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不满足就有新的渴求，渴求的一点点被满足就会带来幸福感，所以人类思想深处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幸福和幸福渴望永远增长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个渴望实现以后，马上会有新的更高的渴求产生。渴求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我们假定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人类全部渴望的总和，前述判断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惊觉，世界上最强大、生产力最发达、人们的收入全部被消费掉而不储蓄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危机，人们的幸福感会如此之低。失业、收入下降、人际关系冷淡、恐怖威胁等，都使幸福感下降。这印证了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悖论，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它意味着经济增长、高收入、物质的充裕不等于幸福。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工作的安定感、心理满足感、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目标。这就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认识幸福，探讨经济发展与幸福的关系。理论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简化假设，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经济学的假设条件越来越严格，但越是严格的假定，离现实就越远。这可能是幸福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对幸福的影响因素远远多于对其他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幸福的个体性特征也比其他经济行为的个体性特征更明显。这导致对幸福的解释变量变得异常复杂。

一个亲民的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是效用的提高。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做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收入水平被作为幸福效用的主要衡量指标。前述分析已经指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大量调查数据已经指出，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在2005年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5）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真实财富与GDP的关系的测算，结果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财富反而在下降。他的计算期间是20世纪50~90年代，这期间美国和英国还没有像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真实财富与GDP的负相关可能与生态环境损失有关。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恢复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在GDP核算中，投资必然促进GDP增长，而在真实财富核算中，为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并没有增加新的财富，没有创造真实财富。这与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是有差别的。在绿色核算中，是从GDP中扣除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果经济活动新增加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小于新增的GDP，则绿色GDP会增长，而不会出现下降。

幸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使得经济学向其出发点回归，它似乎是要纠正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从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目的。但我不能不说，幸福经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拼命工作挣更多的钱似乎降低　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犹如逆水行船，不进则退。不拼命工作，不参与竞争，收入就会很低，就不会有体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体面地生活，还谈什么幸福呢！虽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带来幸福，收入下降却一定会导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论的背后是一种制度悖论。同样的难题是，如果不把生态环境纳入经济交易体系，明细产权，就不能有效保护它。但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会提高吗？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要把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福鲁哈尔说，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只是个时间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增税。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从而使公众更幸福。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门新学科的教诲》一书中，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可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加大对心理健康、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幸福。”但是，一方面增税，一方面不能只想着让人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税收从哪里来？用什么投资于大众健康和公共教育？我们是否需要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推进共产主义制度，铲除竞争？或者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道德高尚、没有竞争但每个人都自觉努力工作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对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一些。“增长”并非无用指标，GDP并非如批评者们说得那么可恨，也并非与人民的幸福感不相关。关键是怎样获得GDP的增长。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替代GDP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据说尼泊尔已经废除了GDP统计，改用国民幸福指数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尼泊尔不会因此而变为发达国家。

在现代技术创新的条件下，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要使人民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使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品格不断提高，就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杜绝官员*。

以上是我读了本书后的点滴感想，与读者共享。希望本书能够给读更多的启迪。

齐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2009年7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1）

我非常高兴能将此书呈现给中国朋友，以感谢你们两年来的热情款待，2004年11月至2006年12月，我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在中国，确切地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新型“小康”社会发展指标。

写作此书的动机，源自我的美国和加拿大商科学生的激励，他们认为我为经济学和商学引进了一种新的鉴赏语言。我提醒他们“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明智的家庭职责；就其本质而言，如果能够管理好一个家庭的话，我们都是经济学家。我还提醒他们，“竞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etere，即“一起努力”的意思。现在的情况则是，我们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更像是处于战争状态，而非和谐、互惠和真正的有效率，也就是说，并不是节俭和适度的。

我把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女儿，并以此纪念我的祖父母，是他们教给我适度、节俭、智慧和爱的重要性。对于全世界渴望追求超越纯粹物质积累的生命意义的人们来说，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唤醒并激活他们的思想、精神和灵魂。归根结底，我希望共同的人性在超越经济增长之外的智慧成长方面，能够达到福利经济（真实财富）的山顶，并使我们的社会最终进入充满爱的文明状态。

我邀请你们，我的中国读者，把这本书作为旅行路线图，跟我一起登上山顶寻找真实财富、欢乐和幸福——希腊语中的幸福为eudemonia，其含义是“精神的安宁”。把精神安宁而不是金钱或物质财富的拥有作为生活的基本目标，其根本意义何在？由此我们将触及问题的实质：究竟怎样才能称得上是美好的生活？

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是生活在一个如同阿明托雷·范法尼（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意大利总理和联合国大会主席）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主宰的世界里。范法尼认为，资本主义就像建立在经济教条基础之上的宗教，其信仰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只谋求最大化他们的经济效用，并且拥有对物质财富永不满足的渴望。范法尼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建立在贪婪和享乐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坚持快乐的哲学教义，就是最好的东西或者道德价值的源泉。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创造，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资本主义被设想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系统，就此而言，它与宗教并没有什么不同。

范法尼在1934年写道，资本主义凭借以下因素使每个男人女人很自然地资本主义化。

为保证每个能够想到的需求能永远得到更加完全的满足，积累财富（储藏）被视为最佳手段。

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是改善他她特有地位的最佳手段。

物品是可以由其持有人（效用最大化者）或消费者“随意（没有限制）”使用的工具。

财富持有人不承认第三方要求其个人财富拥有物的权利。

持有人对没有限制地获得和增加财富，或以更少的成本进行再生产永远没有异议。

像范法尼一样，我相信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宗教（信仰），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神学方面的基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反对超自然主义的，后者相信超自然或神圣的事务和现象会干预人类的活动。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即自由市场里只有看不见的手，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和对物质消费的崇拜成为我们的集体意识。如果审视资本主义的精神之所在，我们会发现其中浸润着个人享乐主义的态度。13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堂里的中世纪学者，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把那种以个人努力实现持续而无限增加物质财富的想法视为受到责难的罪过，但在现代社会，这种罪过却已变成饱受赞扬的品质。

中文版序（2）

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遗迹提醒我，在这个民族5000多年的持久文明中，同样拥有并掌握了适度与和谐的智慧。2004年11月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受到中国古代智慧的冲击。在故宫，我拜谒了中和殿。在18世纪清朝皇帝乾隆的宝座之上，高悬着他亲笔题写的牌匾：“允执厥中”，意思是“天道精微，人道艰难，只有精审纯一，执而用中，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与古代《礼记》的说法如出一辙：“凡事做到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保持和谐，天地万物就能兴旺发达。”

透过乾隆皇帝的智慧，我开始理解“和谐发展”，这个出现在中国人意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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