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和周作人性格截然不同,鲁迅偏急、峻切,周作人散漫。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
鲁迅对兄弟极好,特别是对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支付信子的三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1917年,经鲁迅推荐,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年,周作人出疹子,北京时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很是害怕,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作人延医买药。得知周作人为出疹子后,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对周作人说,在你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当时会馆设施极为简单,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反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今北京新街口),这出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而在鲁迅购物装修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着急,又此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八道湾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至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今北京海淀)停饮,大醉。”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于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交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了八道湾,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指鲁迅,周作人在日记中已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发生了冲突,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在八道湾居住的川岛回忆,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川岛签下。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次日,鲁迅告知许寿裳昨日事件的经过。许寿裳说,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生前从未对人提及。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之事,流传有各种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试图勾引弟媳被拒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更有人说羽太信子原为鲁迅的恋人,后被周作人夺爱;通说认为,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兄弟失和。但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周氏兄弟的断交,是因为家庭矛盾,与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挥霍。周建人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两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家中却月月亏空。原因在于当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家中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么多的男女佣工。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全部换成新的。鲁迅不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积蓄也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则穷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到上海后,曾对周建人讲起八道湾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到,一次,周作人说要把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也曾对许广平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他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本医生来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鲁迅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许广平认为,因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欠薪,鲁迅不能上交工资,于是便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回忆,周家的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作人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鲁迅看见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出去,便将此事告诉了信子。信子狠狠地责骂了徐,但并不是责备他偷东西,而是责备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淘气,在窗下玩火,鲁迅看见了,训诫几句。信子知道后,骂道:“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日本作家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老太太还说:“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大先生有利。”“只当我少生了他(周作人)这个儿子。”
俞芳回忆说,朱安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鲁迅也偶然听到信子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却不明白大人的矛盾,仍到鲁迅房里玩。于是,这也成了鲁迅的罪过。
鲁迅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意思:“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此后在两地书中,也将羽太信子称为“宴太”。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认为鲁迅偷窥弟妇沐浴。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解释道:“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有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千家驹发表于《明报月刊》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但这种说法许多学者认为比较牵强。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认为,鲁迅兄弟的失和确定是因为羽太信子,但许广平的回忆文章《所谓兄弟》中所说的教育部拖欠鲁迅的工资不能成为信子“讨厌”鲁迅的理由,因为当时北大也拖欠周作人工资,且拖欠并不代表鲁迅领不到工资;而许广平的身份、回忆文章写作的年代背景等,都会造成与事实的一些偏颇。中岛认为,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所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发表于《语丝》的《抱犊谷通信》等,他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和信子因为信子乱挥霍之事发生纠纷,鲁迅要求分家,当日鲁迅自己一人吃晚饭。周作人17日发现后,问信子为何大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作人联系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大哥去函,致使兄弟失和。而信子说谎后,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就感到,自己的谎话,好像是既成事实一样,所以次年的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信子攻击鲁迅的程度,超过了周作人。
1925年,周作人发表短文《伤逝》,其中引用了一首罗马诗人的诗,中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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