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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1页）

医院之间。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1990年7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境界】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倒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友兰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一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

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之外，外系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有些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总要点名，他讲课很通俗，不去进行一步一步地逻辑分析，而是常常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把他讲的意思也都体会了。所以冯先生的课可谓讲得清楚、生动，学生有时根本就不用记笔记。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受伤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想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时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言论】

冯友兰说：哲学史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先生说话有点口吃，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

冯友兰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冯友兰自称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认为学界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所行的礼很复杂，有一种人是“侍候客的”，很熟悉这些礼，他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称为“小人儒”。他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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