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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争的内在联系（第1页）

战争的内在联系

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各不相同，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之，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状态有之。因为对战争的看法不同，对结果也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因为必然的原因造成的，一切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空隙。在这种形态中，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战争内部含有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比如战争拥有由相继进行的系列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比如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战争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在取得最后结果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交战双方既没有获得什么东西，也没有损失什么东西。

我们要谨记的是，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由此进行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每个部分只有跟整体联系起来才具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攻占了莫斯科及半个俄国，但是这种占领只有在促成拿破仑所期望的媾和时，才具有价值。然而，这种占领只不过是拿破仑战局计划的一部分，拿破仑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击垮俄国的军队。

如果拿破仑同时实现了这两个计划，那么媾和便轻而易举了。可是，由于拿破仑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竟无法实现另一部分，于是攻占领土对他来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变成有害的了。

战争中的各结果之间彼此联系这种看法可以当成一个观点，但是，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看法是，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组成的。这些结果是独立的，犹如赌博中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后面的输赢没有影响。所以，战争不过是这些结果的总和。人们可以将每个单独的结果像筹码一样存起来。

从事物性质上看，第一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二种看法也是对的。不遇到什么困难就会获得微小的普通利益的现象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

不过，第二种看法在无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适用于战争中的任何情况是很少的。

倘若我们认可第一种看法，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从一开始，就要将每次战争当成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一定要明确一个目标，让一切行动都指向它。如果我们认可第二种看法，那么就会寻求每个次要的利益本身，而将其他一切留到日后再做处置。

由于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价值，所以，理论不能置之不理。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却要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一切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不过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在腓特烈大帝从西里西亚与萨克森向奥地利发动新的攻势时，他很清楚，这些进攻并不能取得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获得长期的占领。他当时之所以那样做，并非要一次性击垮奥地利，而是想要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及力量。

他追求这种次要目的不会给国家带来存亡等大问题。不过，1806年的普鲁士和1805年的奥地利，尽管确定目标较小，仅仅想将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没有考虑从开战到媾和这段时间内胜败可能带来的系列事件，那么它们便难以顺利达到目标。

双方都有必要考虑是在无需冒险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胜利，还是在何处及如何有可能阻击敌人获得胜利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

对此，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不过是被当成盲目的工具罢了。

一个世纪后，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与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无一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物，也因为这样，小心谨慎便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敌人[1]，可以说是战神本身。

这些情况不是应当被重视及作不同的考虑吗？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当让人们更加重视极端的不幸，并认为这种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经常发生吗？而这些情况造成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当完全不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与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情况吗？

尽管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在准备战争时早已察觉政治环境将要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它们并没有采取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点，因为它们身处当时的局势，是不可能看清楚这些的。

我们之所以对当时的情况较为了解，是因为我们根据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得出的判断。事实上，也因为这些战局，我们才能提出绝对战争的概念。

所以，理论要求：在每一次战争中，首先要做的是依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主要轮廓。如果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泛与将他们卷入漩涡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交战双方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之前就先考虑好最后的一步。

关于战争目标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寡

我们要给予敌人多少压力，取决于双方政治诉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大体上了解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双方所使用武力的程度基本是相同的。不过，遗憾的是，双方政治诉求的大小并不容易看出来，也许双方使用武力的程度不一样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各国的地位与情况不同。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鲜有相同之时。

由于上述三点，我们无法准确地估计我方究竟会遭遇什么样的抵抗，如此一来，我方也无法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何种手段和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目标。

由于考虑到在战争中所使用的力量不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非但可能一无所获，还会遭到严重的损失。所以，双方都在这方面下功夫，试图超过对方，如此一来，相互作用就产生了。

这种相互作用也许会让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如此一来，双方便不再考虑政治诉求的大小，手段也将与目标断了联系。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通常会因为受己方内在关系的牵制而无法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采取折中的办法，在采取行动时往往会或多或少地参照这样的原则，即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需的目标。

想要遵循这样的原则，他只能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将那些遥远的可能性抛诸脑后。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变成了艺术，即变成一种可以迅速地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为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的能力。很显然，这种判断多少是对各种因素及关系进行比较，它比进行严格的推断更能快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与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要想判断进行战争究竟要使用多少手段，就必须考虑双方的政治目的，就必须考察双方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研究双方政府和人民的特性、能力，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

考虑上述这些由诸多因素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事物并不轻松，仅凭呆板的研究是绝对无法从中找出正确的东西，而只有那些天才的真正眼力才可以迅速地做到这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就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因为上述这些事物极为复杂，而又没有正确可靠的准则，我们便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些复杂的情况会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

以危险和责任感为例，对普通人来说，它们不仅无法对人们的精神的自由和活动起到增强作用，反而会起到削弱作用。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它们却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的判断更加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这些人便是世上少有的伟大人物。

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只有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到来的战争，以及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与必要的手段。其次，这种判断和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不太可能是客观的，它由君主、政治家、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决定。

在我们观察巨大时代背景和环境所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备一般性质了，就比较适合作为抽象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要大致回顾一下历史。

不管是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的居民，还是18世纪的国王以及19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自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不尽相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需找寻新住地，他们往往携带全族出征，所以，他们人数的众多是其他军队难以比拟的。他们的军事目标是迫使敌人屈服或者赶走敌人。如果他们的文明程度较高，他们利用这种手段将很快地击垮所有敌人。

古代共和国的领土都很小，军事力量非常弱小，原因在于它们将广大的人民群众排除在外。这些国家数量众多且相互毗邻，这就造成了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经常出现问题，以至于它们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这个时代的战争往往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在这些地方保持一定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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