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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和依赖，他把专门警卫自己的侍从室一处三组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戴笠。应该说，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已没有了防范的心理，而此时的戴笠对蒋介石确实有着“烈火”般的赤胆忠心。但戴笠明白要增加自己的政治实力，仅有蒋介石的信任还不够，必须要有自己能掌握的武装力量。

于是，戴笠开始了努力和争取。

第七章

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归属自己直接掌握指挥的特务武装，但由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的事防范很严，他始终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来。所以当蒋介石在“福建事变”平息后不久，把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了他管理的范围，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想到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是蒋介石坐阵南昌“剿共”时而特设的，内设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在华中和东南各省设有情报站及情报组。另外，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第三科和禁烟密查组，以及各省保安处的谍报股均由调查科指挥。同时，调查科还负责驻外使馆情报人员的培训工作。应该说调查科是当时与蒋介石关系最贴近的情报组织，所以蒋介石任自己的亲信侍从秘书邓文仪为科长。可是邓文仪不争气，在查处南昌飞机场纵火案中对蒋介石隐瞒了真相，蒋介石怒气之下将其作了撤职处理，让戴笠顶替了这个位置。戴笠接手了南昌行营调查科后，手下的人员由原来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了一千七百多人，而且还增添了许多公开的机构。“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网开一面，让戴笠协助宋子文组建个税警总团。这税警总团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只能用于税务稽查不能用于其它方面，为此戴笠老觉得缺了点什么。

当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后，戴笠在上海布置情报任务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这是个抓特务武装的良机。

于是，戴笠积极地向蒋介石建议：上海有较雄厚的帮会势力，完全可以利用这势力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既可以配合中央军队在上海附近牵制和阻击日本军队，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特及汉奸。蒋介石本身就与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也认为帮会的力量只要引导的好，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自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戴笠的建议是用报告的形式递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很认真地研读了戴笠的报告后，即令在上海的戴笠与杜月笙合作，要在一个月内组建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首先拟定了整个行动的大纲，然后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乘三辆汽车，到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杜月笙时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在这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是否真是这样，戴笠没有仔细去推敲过，不过他觉得比起黄金荣和张啸林来，杜月笙确实要高明一些。特别是在协调黑社会势力和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上，杜月笙要有办法的多。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再加上他与杜月笙熟悉较早，并且杜月笙在物资和金钱上曾给戴笠的特务处很大的帮助，所以他愿意与杜月笙合作。

由于在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蒋介石要他与戴笠合作的电报，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表面上双方都派出了最强的会谈阵容，但在会谈之前戴笠已与杜月笙有沟通，所以会谈时基本上都是戴笠讲的多，而杜月笙则对戴笠讲些捧场的话而已。但两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帮会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为戴笠只不过打着合作的旗号想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帮会。不过，在国难当头之时加上蒋介石又有命令，杜月笙在这个时候是绝不会为难戴笠的。为此，会谈很快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在该机构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二是“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由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下设五个支队，支队下面分设大队。蒋介石本来是想利用帮会力量组织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此时的戴笠多了个心眼把领导机构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沪抗战结束后能长期留用这支特务武装。

上海会谈结束后，戴笠连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情况。

蒋介石早就对上海抗战形势心急如焚，对戴笠提出的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没作过细研究就点头同意了。过后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钟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室，戴笠亲自担任该行动委员会的书记长，并下设参谋、政训、情报、训练和总务等处室，各处处长均由戴笠的特务处的人担任。紧接着别动队也初步建成，总指挥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做过军长的刘志陆担任，参谋长由戴笠借调来的杨振华所任。杨振华是黄埔一期生，来别动队前是八十七师参谋长。别动队所属的五个支队长，分别由杜月笙提名三个，戴笠提名二个。第一支队长是何天风，主要成员是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分别是陆京士和朱学范，主要成员是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支队长分别是张业和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沪杭地区的部属和招入特训班的年青学生。

别动队组建后，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配置的事。他心里清楚，这支临时凑合起来的队伍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一旦投入战斗很可能还没有听到子弹声就溃不成军了。为此，戴笠电请南京后从黄埔军校调集了六百名毕业生，分别安置到别动队的各个支队担任大队一级的指挥官。同时，戴笠还从南京中央警校抽调了一百名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安排为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尽管，戴笠在别动队的干部配备上动了不少的脑筋，但还是难以应付正常工作的开展。于是，戴笠电令特务处人事科抽调二百名中高级特工到上海报到，安排为别动队的中、高级军政干部。紧接着，他又向正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商调六百名士兵充任支队下面的班长。戴笠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考虑问题严谨周密。当他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发现有许多是知识青年和大专学生，顿时觉得这些人去当一般的别动队员实在是有些可惜。但由于上海战事太紧，戴笠已不可能对他们重新调整，他决定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一次短期培训，这样既可应付别动队的急需也能给特务处以后的发展培养一些有用之材。于是，戴笠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并且很快在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清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个别召见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

不久，戴笠又在松江开设了特种培训班。

可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种培训班开办过程中，日本军队大量增兵淞沪战场，而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阵地发起长时间的猛烈进攻。尽管我守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了三个集团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战场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还没有结业的培训班学员与别动队一道开上了前线，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接触就溃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诚勇敢之士，为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牺牲了性命。据“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处的统计，开战初期别动队战死官兵就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受伤的别动队官兵六百人以上。不久随着大部队撤出淞沪战场，别动队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为零，一部分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并改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在淞沪抗战期间除了公开组建别动队外，还利用别动队的力量与日本特工之间秘密进行了一场力量和智慧的较量。

这较量就是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开始的。

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一八八七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为目的情报调查活动，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本谍报机构。他们在中国除了调查市场和财政经济外，还调查地理、政治及军事等问题。所调查的每个项目都非常细致，如对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和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和载重量等都查得清清楚楚。这些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上，并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和掌握。调查人员中主要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同时还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并在中国各界的高层中收买为他们服务的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甚至连云南和贵州的偏远山村也去过。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突然活跃起来，利用各种人物广泛收集情报为日本军队服务。

对此，戴笠的特务处并不知情。

就在戴笠为组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而奔忙时，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和彭寿。章乃器先生告诉戴笠，程克祥和彭寿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事，他们愿意用东亚同文书院的某些特殊关系，搜集日方的情报为淞沪抗战服务。此时戴笠正是用人的时候，而且也非常需要能及时掌握日方的军事等情报，所以对章乃器能推荐有用之材当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淞沪抗战形势复杂多变，戴笠当然不会仅仅凭一位有声望的学者的介绍，就把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吸收为自己手下的特工人员。于是，戴笠叫时任“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书记兼人事科长的文强，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的寓所与程克强和彭寿两人见面，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考察。文强到章乃器那里后才知道，程克强和彭寿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两人都是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由于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淞沪抗战开始后他俩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以东亚同文书院为掩护组织一个“文友社”，表面上也为日本人服务其实是为淞沪抗战而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出，该“文友社”以他俩为经理和社长，另聘五六位男女记者作为活动人员。同时，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到了办公用房、活动经费和车辆等事情。文强回到戴笠处汇报后，尽管戴笠自己对此事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他觉得接下去所要做的事都在租界的地盘上，就算这是日方的计谋也难逃他特务处的手心。

为此，戴笠答应了程克强和彭寿的全部要求。

“文友社”成立后，戴笠为了完全控制这反间谍机构的主动权，他和文强商量后派黄埔六期毕业时为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的王树人，去当“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而实际上是此反间谍机构的总负责人。王树人瘸脚，又时时装出付可怜的样子，任人训斥笑骂，不但程克强、彭寿和日方的情报人员没有起疑心，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也没能识破王树人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当程克强把三名日本间谍引进“文友社”后，戴笠立即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克强和彭寿及日方人员的怀疑，戴笠要文强通知程、彭俩人对这两名女特工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这两名女特工，一个叫安占江，一个叫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的记者，不但年青漂亮和能说会写，而且在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骑马、射箭和打枪样样皆精。参加考试前，戴笠和文强事先对她们进行了训练，要她们做到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的太“笨”以免不能录用。果然，经过考试就被程克强和彭寿录用，并且没给人有任何的怀疑。对程克强介绍的那三名日本间谍，文强根据戴笠“不能让日方间谍进入‘文友社’”的指示，要程克强对他们也要进行考试和资历审查，而且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迫使日本特工知难而退。由于“文友社”的司机也是程克强和彭寿找来的日本特工人员，戴笠就指示安占江和吴忆梅在“文友社”内散布这个司机的坏话，逼迫他自动辞职而去。随后，戴笠又派手下人顶替了司机的位置，配合王树人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戴笠继续通过章乃器夫妇对程克强和彭寿施加影响，让他们俩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一边，使“文友社”完全成了由戴笠所控制的反间谍机构。在此基础上，安占江和吴忆梅以“文友社”的记者为掩护深入到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和收集各种情报资料，对淞沪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安占江和吴忆梅还按照戴笠的计划，将东亚同文书院内以教授身份出现的日谍福田信一引诱出来，后被绑架到上海南市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此时，淞沪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

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假如就此撤出淞沪战场，那将会动摇国内国际对抗战的信心。如果仍然就此死拼下去，那么很有可能他投放在淞沪战场的七十多万国军就会所剩无几，而且战场形势还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就在蒋介石万难之时，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所谓《九国公约》，是指一九二二年二月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定的。该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签字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宋子文此议一出，以德国驻华大使等人为首纷纷出面做调停工作，使日本方面一时相当被动。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在华北做情报工作的南本实隆秘密潜往上海，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战略意图，并伺机暗杀宋子文。南本实隆是个中国通，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一口稍有天津音的中国话，能应付各种险恶的局面。他曾在华北和东北等地多次破获戴笠所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他逮捕和打死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人。戴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数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终因事先都被南本实隆察觉而没能成功，但戴笠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南本实隆还没有动身，戴笠已从打入日本军方的特工那里得知了消息。为此，戴笠决定要在上海让南本实隆命归西天。

于是，戴笠与南本实隆间的较量悄悄地开始了。

戴笠起初以为，南本实隆到上海后必定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露面，为此他在这两处全都布置了内线伺机对南本实隆下手。由于执行此项任务既艰难又极危险，让戴笠费心事的是由谁来完成对南本实隆的暗杀任务。戴笠反复考虑了多日，觉得由文强来担任最合适。文强是黄埔四期生，在浙江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培训班工作多年，对特工情报业务和各种行动技术比较熟悉，再加上他从没有任过公开性的职务不太会引起日方的注意。文强本来就是个机敏能干而且有头脑的人，当戴笠向他讲明了任务的内容后很快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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