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春节,我是在医院过的,当地老百姓给我们北方的伤兵送来了饺子,给南方伤兵送来了汤圆。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可这一次,我怎么都吃不下去,噎得难受,老想哭。
那天晚上,李华,王云强和陶大勇陪我一起过的年。他们告诉我,今天全军举行了公祭大会,祭奠牺牲在昆仑关的兄弟。
我没能参加,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们还告诉我,我们团被编入200师了,又补充了新兵,团长还是郑廷笈。大勇会跟你一起留下。
我赶忙追问:那我呢?你们不带我一起吗?
李华说:等你伤好之后,就去找郑师长报到吧。你还要继续待在荣誉第一师,常先生说的。
王云强接着说:以后可能不能来看你了,我们要跟第五军大部队转移到我的老家云南了。听说荣誉第一师要改编成新编第11军了。
陶大勇全程一言不发。
我说:都好好活着,打完仗了咱们去李玉林家乡吃狗肉。
李华说:好,也要去河南喝胡辣汤。
王云强说:也要去吃过桥米线。
我旁边的东北兄弟说:有空也要去东北吃猪肉炖粉条。
只是后来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狗肉没吃到,胡辣汤没喝上,过桥米线也没吃上,猪肉炖粉条却吃上了。
在住院的日子里,陶大勇成了我的小跟班,让其他伤员都以为我是一个多大的官呢,连警卫员都配上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排长,光杆司令。
进了医院快两个月了,我的腿反反复复的发炎,人家骨头断的都能出院了,可把我急得要命。那个军医不知道被我骂了多少次,我屁股也被他扎了好多针,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互相伤害。
过了年没几天,师长亲自来看我了,也把军医骂了一顿,然后说带我去重庆国立医院去看伤。
后来我才知道,是陶大勇偷偷跑到市场那里,跪下来求的师长,还把我英勇作战的事迹汇报了一遍。而他刚巧又要去重庆公干,就顺便把我带上来。
第一次跟大官一起坐火车,我连大气都不敢喘。师长的话也不多,不过当面给我封了一个官:警卫连长。
他原来的警卫连长战死了。那年我虚岁不到18,当兵快两年了。
不要觉得我年龄小,要知道,当时当兵的年龄都不大,超过20岁的少之又少,基本都是我这么大的,师长不过也才三十多岁。
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估计还在跟父母玩叛逆呢,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搏杀了。
男人在这个年龄段是最不要命的,年龄越大越会耍滑头。
那个时候火车很慢,晃悠好长时间才到重庆,下了火车,师长叫了黄包车送我去医院,还帮我交了钱,这是国立医院,不是军部医院,是要给钱的。
这里的一个洋大夫给我检查完伤口之后,拿出一个大针管子,插进我伤口里,抽了两管子脓血出来,直到血变得鲜红了才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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