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跟他两个人大年三十从大洋出来,中途他下车到福州,约我初五到馆头,我回到家里,我老婆跟我讲呢,年货全部买了,是那个老王买的。此后才知道老历二十八王以晃跟我爸在一起,陪我老爸喝酒,他买了很多东西给我爸,还给我家里买了很多的东西,年货都备好了,才去找我回去过年,我听说后心里想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初五就如约去找他了。
我见到王以晃以后,他把我叫到他家去住,叫他女儿把他手上的手表脱给我,那时候手表很值钱,一架就要100多块钱,脱下来当时就给我戴上,把家里的毛线拿出来打羊毛衣,拿布给我做新衣服,从里到外把我换了一下,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有钱了有胆量,有衣服就有威,后来那一年在那边帮他推销,那是1974年,1975年,卖的钱我可以赚30%;我当初认为这已很高了,我会发财的。
我去推销都是王以晃把我领进门,教我到哪里哪里去推销。第一年我个人净赚了一两万元钱,而平常的日子都是王以晃亲自去安置我的孩子和老婆,给我家里买东西,他做这些事做了很多年。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既一起做事情又互相帮忙。应该说王以晃不仅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老师。直到今天,我的用人之道还是当年王以晃教给我的——信而用之,用而任之。
我现在选人,第一选人品,因为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我认为,用了就要信任人家,你不要半用半不用,不过,我一旦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就会马上跟踪分析这个人的动机,如果确实属于动机不纯,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人辞掉,我就是这样子。
我和王以晃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现在他的几个孩子都在我的手下,他的二儿子后来考上武汉大学,毕业时我跟他说,你到我福耀来。现在他在福耀工作,水平很高,也已成家。
说起来,王以晃死得太早,看不到今天了。那是在1985年,他得了癌症。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得罪过很多人。在床上病了几个月钱都花光了,在他临死之前,他把我找去。
他得了肝癌,谁看了都不敢呆太长,可是我那天跑到他家,在一个床上跟他一起睡,头并头脚并脚,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他跟我说,他现在可以走了,但是长子已经订婚了,如果现在不给他办婚事,按照当地的规矩,他一死儿子就要守孝满三年才能结婚;可是如果马上办婚事,又没有足够的钱,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说:“马上娶,有办法,我来给你策划。”
我就去找当初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那时候我已经在高山玻璃厂当厂长,我跟这些朋友说要他们赞助性地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当初也是跟着王以晃做事的,所以都同意了。我先借来钱下聘金,办酒席,到结婚那天,朋友都争着送来礼金,这些收回来的钱不但办了婚事而且还有节余。
没过几天,王以晃就去世了,又过了几个月,他老婆也去世了。我觉得能让他和他的夫人放心地走,心里好受了很多。朋友不就是这样?想当年我去推销,老婆父母还不都是王以晃帮着照顾?我们那个时候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不只意味着互相信任,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彼此“托付”。就是古代人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的“托”,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种朋友,平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遇到一点事情,跑得比谁都快。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有这样两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王以晃就是这样,以前我们不认识,偶然在一起喝过酒,然后他就到我家里,替我孝敬父母,给我买年货准备过年,又去工地上把我找回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要做朋友,就要做这样的朋友。□
张 跃:我只有为数不多的…
我很难把一个人叫做朋友,我一般把他们叫做熟人。
我只有为数不多的朋友。我想这也许是因为高素质的人,大家都不容易有时间,而交朋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时间怎么可能互相了解呢?至于低素质的人,我永远也不会把他们看做是朋友的。我觉得财富是一定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没有钱的人,比如像我以前,我就不能想象有钱以后人是怎样做人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在有点成绩以前和以后,对事物的认识看法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朋友应该是那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人,他比我更有才能,比我情操更高,不论是审美趣味还是一些对生活的认识,他都比我高,这样的人,我才会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才会愿意和他交往,当然也需要我们彼此都有好感,不能是我单厢情愿的,因为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互相欣赏。
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这种脾气秉性,所以我的兴趣一直在于独立思考,如果很长时间和很多人在一起,比如说3个小时,我就会觉得比较难受了。有的时候想想,觉得自己对人的要求可能有些苛刻,我想也许这是因为受我母亲的影响吧。
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和一个人交往,那些素质差境界低视野狭窄的人,即使他们想和我做朋友,我还要躲着一点。对于不够努力,不够诚实的人,我的指责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恶毒的。常常事后回头一想,觉得自己有点过,可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点都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有所妥协。
我从1984年11月下海,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不良的经济关系,也没有请客送礼,我做过很多生意,空调、电扇、彩色胶卷,别人做生意好像特别难,而我总是比较容易。那时是短缺经济,找货源比较难,不过我每次都能找到,别人都特别信任我。80年代中后期最流行录像机录像带,郴州是全国的一个走私集散地,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走私过,我看见别人走私就反感,觉得恶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实事求是地说,我做生意一直比较顺,这也和认识人有关系。我下海之后两个月就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卖摩托车。当时我没有一分钱,在一个婚礼上认识了一个银行的人,他认识我父亲,靠这层关系,我在银行贷到了5万块钱,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将近2万。
这就是认识人的好处,认识人互相知根知底就容易信任。不过,我一直坚信,一个人要做事,诚然需要别人的支持,但最关键的是要能够自己踏下心来埋头苦干,求谁也不如求自己,信谁也不如信自己,这是我的体会。朋友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欣赏,事业上更多的要靠团队,团队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团队中,一个企业家相当于一个领袖,处于核心位置,他不能跟这个人讲交情,跟那个人讲交情,他应该讲管理,这方面我是有经验教训的。
在1985年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咖啡馆,里面有60张桌子,10年后好像都是郴州规模最大的。咖啡馆里一切都是模仿广州白天鹅宾馆的标准布置的,那时候我的服务员有60多个,加上厨师有90多名员工,我们的服装也好、菜单也好,都做得非常雅致。服务员的工资比别处高4倍,什么都是高标准的。我当时自己画了,还叫同学画了很多画挂在咖啡厅里,还安了钢琴,搞文艺表演。但是由于不讲管理,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比如我们买的几百套不锈钢餐具,两个月后发现几乎都没有了。这样经营一年,亏了七、八万元,我想我之所以会亏,是因为我当时走的是专家路线,我总是相信别人什么事都做得比我好,我连厨师都是从广州请来的,服务员都派到白天鹅去学习,非常理想化。
但在这件事情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相信自己,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心里就要认定没有人会比你更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我也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去想,如同远大人的信条:完善自我,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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