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东亚的近代局势再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两国交战的导火索——朝鲜的归属终于尘埃落定,虽然此时的半岛尚且没有被日本完全吞并,但从客观形势上来看,成为其囊中之物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
其次是日本。日本其实是赚了的,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不光真金白银,还有国际声望跟势力范围,小小列岛一跃成为世界级黑马而备受瞩目,正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强国,同时也改变了当时英国和沙俄这两大列强独霸东亚的局面。
还有一点就是经过甲午一战,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不仅成年人不再把隔壁的大清帝国当回事儿,直接以狄夷鄙之,就连孩童们的游戏,也清一色变成了拿着小木枪对阵开战的模拟打仗,每个人都以祖国能够战胜大清为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接着再去战胜别人,每一个外面的国家,尤其是大清,都被当成了假想敌。
甚至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小孩子用石头丢掷清朝驻日商人的事件。
江户时代的那种“以和为贵”的对外气氛,已然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獠牙和利爪。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族主义一旦成为排外主义,国民便会变得好战起来,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剃刀外相陆奥宗光如是说道。
最后来讲讲大清,也就是我们中国,用教科书上的话来讲叫进一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国家,此话未免过于抽象,因此我们换一个老百姓常用的词儿:元气大伤。
不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还割地赔款,赔的还是巨款——大清当年岁入不过九千万两白银上下,一下子赔出去两万万两还多,于国于民所造成的巨大负担可想而知。
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丧权辱国,更加悲催的是,此时此刻,国内的人心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泱泱中华历来是天朝上国,而东瀛日本从来都不过是弹丸偏隅,这是常识。
如果没有中华大陆,那么当年日本几乎不可能立国,日本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敢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八十是靠了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常识,虽然有些偏激。
但现在就是这弹丸偏隅把天朝上国给逆袭了,那么天朝上国的士子们会怎么想呢?
士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甘。
他们不愿意接受被日本逆袭的现实,他们希望再战。
从公元1895年年初李鸿章赴日和谈时起,就有全国地方官僚和中央权贵不断上疏反对议和,短短两个月不到,相关的奏章就已经超过了两千份,而且那些大员各个义愤填膺言辞激烈,一副若是议和则国将不国的架势。
比如南洋大臣张之洞在3月27日上奏说,马关和约如成定局,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朝廷以江山社稷考虑,和其他各国缔结密约,然后再做补救。
兴许是觉得意犹未尽,4月2日,张香帅再奏一封,称“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
应该讲这人其实还是很明事理的,尽管输给日本心有不甘,但也知道输在技不如人国不如人,所以跟无脑主战派不同,他不嚷嚷着举全国之力再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列强的斡旋之上。
可问题在于求人不如求己,这列强要真能斡旋李鸿章早就让他们来斡了,正因为实在是斡不了了,这不才被迫割地赔款的么。
而继官僚权贵之后,全国的众青年才俊也纷纷不甘寂寞地出头了。
4月22日,有两个正在京城参加完会试等着发榜的举人,写了一份共计一万八千字的《告皇帝书》,主要内容是跪求迁都再战,实行变法维新;接着他们串联了同在京城等成绩的其他各省学子,搞了一个联合签名,然后于5月2日带着数人跑去都察院上书,请求都察院官员将这玩意儿转交给光绪帝。
带头的这两位,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出身,人称南海先生,当时主要职业是经营一家名为“万木草堂”的私学校。
此人才华可谓卓越,一部《新学伪经考》名满天下,让他一跃成为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不过人品极差,纵观其一生,大到投机钻营卖国,小到嫖娼不肯给钱,这位老兄都有份儿。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时为万木草堂首席弟子。虽说是康门学生,但论才华这人绝不逊色于康有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的,而公众则也习惯将他们合称为“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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