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午夜,周仆刚刚躺下不久,就被值班参谋喊起来,递过来一封加急电报。他急忙披上衣服,扭亮那盏陪伴他多年的旧马灯,一看,原来是师部转发的兵团首长的电报,命令部队拂晓后立即由现地出发,在咸阳车站登车北上。
这就是说,比原来预定的出发时间,又提早了一天。周仆捏着那张印着红色横线的抄报纸,沉吟了片刻,隐约感到,朝鲜前线的形势,是更加紧急,更加严重了。
他急忙扣好衣服,来到作战室,同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商量今天的行动。为了给连营多挤出一些时间,他首先在电话上向各营下达了口头命令。
出发时间虽然只不过提早了一天,但也带给他们不小的忙乱。已经准备好的全团的誓师大会不能举行了。原来考虑到许多战士、干部的家庭生活都存在着困难,预定进行的一部分救济工作,也没有完成。再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来接管生产的地方部队还没有到,丢下来的鸡鸭猪羊,堆在场上的未曾脱粒的庄稼,如果任其不管,都会要遭受损失。
周仆和团干部研究着这些问题,最后决定:每连留下一个人,协同村里的民兵看管生产物资。对于南瓜、蔬菜等等生产品,就分赠给驻地的贫农们。
当这些问题处理完毕,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周仆就回到房子里,盖上他那件皮大衣,把灯扭暗,准备休息一会儿。可是总按捺不下激动的心情。两个小时后,他就要同他的团队一起,奔向那陌生的战场了。不消说,他对他的团队抱有坚强的自信。这种信心,不是一时形成的,是同他的十几年的战斗生涯结合在一起的。他坚信任何反革命的敌人,必将被一个一个地粉碎,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他的面前,站着的是全世界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当今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这场考验,是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假若打不垮敌人,顶不住敌人,那将不仅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后果,而且对东方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进程,都将发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他觉得,在这场考验里,作为团政治委员,作为这个部队的党代表,个人的粉身碎骨,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如果由于个人的疏失,工作没有做好,不能完成任务,那就是一件不能饶恕的罪过!
近几天来,当他越意识到任务的重大,对他的老战友团长邓军的思念也就越深。自从兰州战役——大西北决定性的一战,邓军腹部和臂部都负了重伤,已经整整一年不见面了。几次派人到医院里看他,回来都说,他的右臂已经锯掉,腹部的弹片也没有取出来。而且由于前后八次负伤,失血过多,身体过于衰弱,已经无法在部队继续工作了。前几天,据师里透露,准备派一个新的团长来,但是由于这个团是本师的主力,是一个有老红军基础的团队,人选迄今没有确定。这就使得周仆越发觉得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周仆知道,即使邓军回来,自己的工作也绝不会减少,甚至两个人仍旧会像从前那样,不断地争吵几句;但是,他现在觉得,即使这个人在这里,不做什么工作,只要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也就不会感到自己的担子像现在这样沉重了。
周仆同邓军在一起工作——用他们俏皮的说法是“搭伙计”——是从当连级干部就开始的。那还是1939年的春天,周仆在延安抗大刚刚毕业,就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更没有战斗经验的新手。当时就把他分配到现在本团的三连去做副指导员。临走前一天,许多同来的伙伴,都来为他祝贺。因为这个连队是一个战斗作风很硬的连队,这个连队的连长,就是闻名全军的在大渡河边立有战功的邓军。关于这位勇士惊人的英勇,有着许多纷繁的传说。当时,周仆对于自己能分配到这样一个英雄的连队,是多么高兴!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实战里向这位勇士虚心学习。可是当他第二天到连队去的时候,那位个子并不十分高大、脸色乌黑、左脸上留着一条疤痕的连长,只接过介绍信随便地看了一眼,就勉强把司务长佩带的只能单发不能连发的驳壳枪分给他。当他事后发现这是全连最差最破旧的驳壳枪的时候,心里就颇不愉快。一打仗,又分配他搞一些在他看来是打杂的事情。例如管理伙夫担子,带担架,打扫战场等等。周仆是一个很聪明、敏锐的人,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虽在上级的命令上被公布为这个连队的干部,但在全连尤其在连长的心目中,还没有取得这个英雄连队的战士的资格。直到有一次,敌人迂回到后面,他带领炊事班将敌人打退,才看到邓军脸上的一丝笑容,作为对他这种行为的奖赏。事实上,只有这时候,他才被认可为这个连队花名册中的真正的一员。以后,周仆被提升为指导员,两个人就逐渐成为一对亲密的搭档了。
战火催促着人们的成长,也锤炼着人们的友谊。每当周仆回忆起邓军的时候,都深深地感激他对自己的帮助。这种帮助,不是通过上课,或者其他明显的教导,而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邓军的那种任何时候都要压倒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质。有时,当连队伤亡过重,在周仆看来,已经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却愈打愈勇,最后终于奇迹般地带领少数战士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有时,被敌人团团包围,甚至被敌人“压顶”(“压顶”,抗日战争平原地区的日语。是指我军在房内,敌人占据了房顶。),在周仆看来已经无法突围的时候,他却毫不沮丧,吩咐战士们用手榴弹投房顶上的敌人,终于寻隙突围。这种英雄气概,在部队被习惯地称为“硬”的作风,不仅感染了领导的部队,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自己。甚至在自己指挥作战中,也不知不觉采用了邓军的语调,仿佛他的某一部分,己经渗入到自己的生命中去了。而邓军在内心里,也非常感激他,尤其是在学文化方面。周仆初来时,邓军还不识多少字,一接到上级的文件,就两手捧着皱起眉头叹气。周仆下定决心,不厌其烦地每天教他几个字,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也不忘记催促他,甚至强迫他学习,终于邓军能够看书看报了。当他捧着通俗小说看到有趣之处,像孩子一般笑起来的时候,对他的这位老伙伴也是充满着感谢的。
在周仆来到这个连队之前,曾经听不少人传说他的脾气古怪,但在真正接近以后,却感到这位在战斗中令敌人畏惧的勇士,竟像孩子一般的纯真。比如,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听人讲故事。在战斗的间隙中,周仆无论是当他的指导员、教导员或政治委员,没有几个故事是交待不过去的。两个人甚至常常枕在一个枕头上讲故事。当讲到动人的地方,即使是千百年以前的事情,也会使他像孩子一般地淌着眼泪。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他过分地粗率。但是他也有一条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同志不抱成见。几个钟头之前,他向你跳起脚来发脾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忘记得干干净净。你得罪了他,冲撞了他,也是一样。等你懊悔万分,怀着羞惭去向他道歉的时候,他会惊讶地说:“噢,你还想着这件事呀!”
在战斗上,他也存在着缺点的一面。这就是一打仗,他就要跑到最前面去,顾不得全盘指挥了。随着周仆指挥作战一天天熟练,他的这个缺点,不仅没有克服,反面发展了。每逢打仗,前面的情况稍一紧张,他就把驳壳枪一提,说:“老周,这一摊子我不管了!”说着就跑到战斗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直到他面对面地看见敌人,亲眼看见战斗情况的变化,才算放了心。有时甚至要亲自用机关枪把敌人射倒,才觉得解气。他的这个特点,自然会给第一线的战士增添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使最危险的阵地稳定下来,或者使最难攻的阵地被我们突破;但同时,也就常常忽略了次要方面。他的这个缺点,不止一次地受过上级的批评,周仆也屡次提醒他,他都满日答应,甚至红着脸承认错误,但是当第一线的情况一旦紧张起来,他就又抑制不住自己。如果这缺点在当连排长的时候,还不显得怎么明显,等到他指挥一个营,一个团,就显得越发突出了。周仆清楚记得,在围攻大同的时候,当他的营数次进攻水塔未下,他的眼都红了,从指挥所里一下跳出来,又说:“老周,这一摊子交给你了!”做教导员的周仆一把没有把他拉住,他己经冲到最前面去了。时间不大,水塔被占领了,但他也满身鲜血地被人背回来,原来他率领突击队冲锋时,冲得过猛,竟一下子冲到投弹组的前面去了。邓军,就是这么一位威猛无比的战士,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最危险的战线才是自己的岗位。
也许,正因为这样,周仆不能不分出很大精力来钻研指挥艺术。这样一来,邓军的勇猛的神威,不断地影响着、培育着部队,使部队保持着老红军的硬骨头作风;而周仆的灵活的指挥,也适当地弥补了邓军的缺陷。同志们私下议论,说上级把他们两个人配搭得很好,说他们是一粗一细,粗细结合。其实,更准确些说,这也同他们的友谊一样,是经过长期战火锤炼的合金!
多好的勇士呵!可惜不能参加战斗了!自己也不能再同他在一起了!周仆想到这里,不由地叹了口气。究竟派谁来当团长呢?他衡量着全军的团长和副团长,在内心里猜测着,判断着……
警卫员小迷糊打饭来了。周仆匆匆吃过,天色已经微明。为了察看部队的情绪,他就提前向村南的集合场走去。小迷糊拉着他那匹枣红马跟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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