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3部分（第1页）

文字使用的登峰造极。

历经沧桑不褪色的小说不是没道理地凭空而来的。这种道理是人生命中的绝对隐秘。就像我们对着大海无亲无故就开始景仰它欣赏它的壮丽磅礴和深奥，可大海真的就这么一说就清，我们在潜意识里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吗？难道就没有因为人是从海里进化而来，所以人的基因里至今还保留着对大海的亲和性吗？在所有艺术形式里，小说最受偏爱，除了它最容易让人感动，难道就没有人在选择小说时首先是因为它包容了最多的欲望、最大的期望和最失败的情爱悲欢吗？难道就没有小说可以向人提供一种虚拟的参与、虚构的发泄、虚妄的激情吗？对小说的判断从来就是因人而异，在这一点上个人修养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面对客观后主观上的失望有多大。人总是深藏着失望而进入到小说里。希望小说里有颜如玉黄金屋，希望小说里有黑包公白海瑞，希望小说里有自己未竟的理想抱负在心*鸣共爆。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出现什么标准的。这不是微软公司开发出来的硬件软件，比尔？盖茨自己说了就算，他的标准就是所有人的标准。小说是写作者说了算，同时众多读者也得说了算，在小说里写作者是主人，读者也是主人，因为这样，小说才如此经久不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醒龙（2）

所以，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

在职业化浪潮不可逆转的时节，更能显出真正的小说写作是一种天职。这样的小说是黑暗中的一种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种浪漫，是无奈中的一种反抗，是残酷中的一种温馨，是糊涂中的一种警醒；或者是与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种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种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种无奈，是温馨中的一种残酷，是警醒中的一种糊涂。小说决然不同的取向，决定了它是无法被约束的。在它身上有颇多的上帝意味，在理论上上帝永远只有一个，进入到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却个个迥然不同。小说也是这样，写作者与小说的每一次遭遇所产生的结局都是不可以重复的，因此我们见到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让人惊讶的地方。一旦新的写作开始了，从前的一切经验便即刻成了乌烟化去，只有那些空阔无边的想象在发挥着作用。而当一部小说渐入佳境时，那些先前绝没有意料到的语言与情节让写作者不免一边自我怀疑一边自我赞叹。没有人要求写作者的写作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要求写作者的写作。一部小说的诞生是一个人生命升腾灵魂出窍的结果。我们常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种召唤，随后心就被什么拿走放进油锅里煎熬，这时候除了写作我们无法自救。结果自然可以预料：还有什么能比在拯救自我中所表现出的忘我更让人回味无穷、更让人百读不厌！

在技术时代小说是一种奇迹，标准对于小说如果不是意味着死亡，起码也会将其拖入无聊与平庸的酱缸。

小说的好坏是小说魅力的一种，与一切标准无关。

小说是优雅、高贵

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出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小说这种被人当做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斑鸠可以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而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履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的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声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刘醒龙（3）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作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产生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的神韵必须是优雅的。长篇小说的风骨必须是高贵的。优雅是一种神圣，高贵是一种神圣，尊严也是一种神圣。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语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呢？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叫《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启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刘醒龙（4）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如果就此将上帝曾经在粗俗面前附和过的言说作为新的圣经，灵魂的世界就得崩溃。上帝的粗俗，是心里有数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砰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大的民间叙事和深远的人文理想中。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不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这些年，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动掉了。尽管传统的为政治服务论还有相当市场，但想要回归从前的大张旗鼓却是痴人说梦。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多数时候，只能以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现。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国际化潮流驱动，将勃勃雄心挂在世界文学的顶峰上，并试图搭乘直升飞机，直达珠穆朗玛的第三台阶。如此超级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极顶，也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登顶算不得登山。当我们将长篇小说看做是一座大山时，唯有真诚地从山脚下开始，并且每走一步都是向着顶峰，哪怕终止处是在半山腰，也能营造出独具风格的个人高峰。我深信，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鲜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的艺术元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

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生命体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点每一滴的超越，都会产生动物年岁植物年轮那样的生长印痕。有人在读过你的文字后，曾经说，你非常尊重我。这话听起来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刘醒龙（5）

对话刘醒龙

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

周新民　　刘醒龙

周新民（以下简称周）：非常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较早，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您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吗？

刘醒龙（以下简称刘）：《黑蝴蝶，黑蝴蝶……》是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文学》上，这个杂志在1983年叫《安徽文学》，1985年以后也叫《安徽文学》，就这一年叫《文学》。

周：您还记得它的具体内容吗？

刘：《黑蝴蝶，黑蝴蝶……》写了几个年轻人的事情，思考了人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表现了对前途、命运、青春的思考，也认定和思考了个人价值。现在看来这部小说还有些有趣的地方，有些可取的地方。小说中的一句话“机遇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到现在还经常看到有人在引用。

周：您的作品一下就切入到了“人”的问题，基本奠定了您以后文学创作的大致走向。但是这样的思考在当时还是很“前卫”，与当时主流文学创作的主旨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当时的编辑发表您的这篇小说，也许是看中了您的这篇小说的其他方面吧。

刘：文学这个东西还得信点儿缘。我觉得我写这部小说就是缘分到了。1984年我把小说给《文学》杂志寄过去，编辑苗振亚老师马上就给我回信了，随后还专程来湖北看我。他喜欢我的小说，主要原因就是他看重我的写作中透露出了和皖西一带完全不同的小说气质，所以他想来看一下。《黑蝴蝶，黑蝴蝶……》虽然有些幼稚吧，但无论怎么说总还是有些生命力啊。

周：在发表《黑蝴蝶，黑蝴蝶……》之前，您就没投过稿？

刘：不，不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在浙江青年作家讲习班上提到，早发表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我要急于发表，1981年就可以发表作品。当时我给一家刊物寄出一篇小说，编辑部也是马上回信了，说可以发表，但提出了四条修改意见。我只接受了一条意见。我还写信过去驳斥其他三条意见。这当然让对方很生气，一生气就直接把我的稿子枪毙掉了。如果我遵照他们的意见修改了那篇作品，那就发表了。但是，那会儿我在心里建立起一根并不完美的标杆，认为文学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按照编辑的意见去修改，因为我的文学观念和他的文学观念不同。当时有很多有名的小说如《班主任》、《在小河那边》、《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那篇小说就是模仿他们的，现在看来都是一种笑话。这篇小说没发表倒是催促我继续思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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